内容提要 本文以南北朝时期传统学术的发展演进为历史背景，以南朝为考察重心，通过对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学术状况的具体陈述，对当时儒林人物的传习、授受、著述等学术活动及其精神面貌的勾勒，还有对佛学传播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的考察，从而突显出南朝时期学术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具体走向，以及南朝学术在汉唐之间政治与学术相互联系和随着政治统一而学术也归于统一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时间上来看，在汉唐之间的近四百年里，三国时期四十五年（220—265），西晋时期五十一年（265—316），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百零三年(317—420)，南北朝时期一百六十九年（420—589），隋朝三十年（589—618），在这几个阶段中，在王朝政治领域里是动荡的时间长，稳定的时间短，战乱争夺，权力更迭，此起彼落；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汉代以来的经学一统受到空前的冲击，士人学子不断地开始新的选择，追求新的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期，南方承袭东晋，而有宋、齐、梁、陈；北方一统十六国，而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其时，在两汉以来的疆域内，戎马交驰，战乱频仍，政权更替，和平反倒成了动荡变乱的间隙。受这种局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方面体现出与这种政治局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方面则似乎游移于时局而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前者表现为魏晋以来的清谈义理玄学之风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佛道二种宗教信仰的流行发展。当然，政治时局的动荡往往反倒给学术思想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可以说，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学术给留下我们的基本印象。
诚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的视角来看南北朝，是会有另一番印象的。例如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一些观点就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本文意在以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学术演变的历史为中心而加以考察，兼对皮氏所作的议论和判断略加评论，以期从一个侧面对南北朝时期学术的走向及其思想史意义有所认识。
一、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背景
在传统的意义上，自汉代以后儒家经学被视为国学，经学的发展演变也被后世视为古代学术发展的主脉。这一学术主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化。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将经学历史的演变划分出多个时代，在其笔下，经学在历经东汉的“极盛时代”之后便进入了经学“中衰”和“分立”的两个时代，这就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演变。在皮锡瑞的判断中，经学的发展演变是与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关的。那么随着魏晋南本朝时期政治的变迁，自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从经学本身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自汉代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注疏学到东汉的郑玄时达到集大成，其注经的风格样式被视为是对汉代经学的总结，也几乎成为后世解经的依据，以及判断后来的经注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样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氏才认为，“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然而“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至于“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前人多曾论及，皮氏则又进一步参酌而申述之，对魏晋时代的经注家颇有微词，或显苛责之议。
皮锡瑞综罗历代学者之论，针对魏晋时代的经学演变而大加评判，其指摘责难之意跃然纸上。
（1）王肃注《尚书》，唐代孔颖达指出“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宋人吴棫、朱熹，清人阎若璩、惠栋均曾“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更“考定其书实出王肃”。皮氏也以为然。
（2）王弼《易》注，皮氏称其“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皮氏言其“合包、周之《鲁论》，孔、马志《古论》而杂糅莫辨”，且“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对于王弼、何晏的“祖尚玄虚”，范宁曾“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皮氏显然认同此说的。
（3）杜预的《左传集解》，皮氏言其“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据周予同先生说，此论前后盖本自惠栋和陈寿祺。惠栋称杜预作《左传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陈寿祺则以为“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更有的内容“出何经典，诚所未闻”。又皮氏言杜预还有“谅闇短丧，倡为邪说”之过，且在解释《左传》“凡弑君为君，君无道也”一条时有“亟扬其波”之嫌，又对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据周予同先生说，皮氏此论前后盖本自王应麟和焦循的议论。皮氏则综合王、焦之说，断言杜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
（4）范宁的《谷梁集解》，皮氏认为，其“虽存谷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且称“宋人谓其最公”，盖因“此与宋人门径合耳”。据周予同先生说，此处宋人盖指黄震，或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所称“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皮氏则称：“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可见皮氏对此反以为病。
（5）郭璞的《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所以被惠栋弟子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周予同先生指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亦记有余氏此论，皮氏之说盖据此。
可以看到，以上皮氏的议论和判断，往往有着前人之说为其根据，特别是清人的议论更显突出。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出自对于传世的十三经的经注加以比较而得出的。即除了《孝经注》外，其他经注汉人、魏晋人各居其半。与上述诸家形成对照的就是东汉的郑玄笺《毛诗》、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另外，皮氏如此的评价汉代与魏晋时经注的高低差异，也与清代后期回归汉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
除了皮氏所关注的方面之外，与魏晋时经注风格转变相伴随的学术转向，又在于人们所熟知的魏晋玄学的兴盛和发展。《南史•儒林列传》有云：“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时荀顗、挚虞之徒，虽议创制，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当时，《老子》、《庄子》成为学人之所好，而与《周易》之并称“三玄”成为时尚经典，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走向，以及南学和北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南北各有朝廷，代相对立，反映在传统的经学方面就产生了所谓“南学”、“北学”分立的局面。皮锡瑞称“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列传》以“江左”、“河洛”来概括“南学”、“北学”的分别。皮氏说：“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 皮氏正是以“学出于一”与“道纷于歧”来判断北学和南学的分别的。所谓“学出于一”就是经注同出于郑玄，如其所说的“欲治汉学，舍郑莫由”。所谓“道纷于歧”就是数家并行，如其所说的“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这主要是依据《北史?儒林列传》的记录。也就是北学的《尚书》、《周易》、《诗》、《三礼》皆宗郑氏，《左传》宗服（虔）即是宗郑。而且还有郑玄注的《论语》、《孝经》，何休注的《公羊传》，皆“大行于河北”，从而“可谓知所宗尚”。
《北史?儒林列传序》在比较南学、北学的特点时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皮氏最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此说盖因“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并且举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为说。以为其“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如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还借着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对代表南学的皇侃和代表北学的熊安生二家《礼记疏》的评论而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判断。不仅隐含着对唐人所谓“约简”与“深芜”之论的不予认同，更对孔颖达称皇侃“微稍繁广”的说法提出驳论。皮氏指出：“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
南学之所传，正是前述皮锡瑞深感不以为然的魏晋时代的几家经注，皮氏评论说：“南朝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覈玄玄者阶之厉乎！” 对于北学，皮氏以为，“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所以能够更多地保留了郑学的风貌。并且以李兴业对梁武帝称“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为证。而在皮氏看来，南学也并非没有可称道之处，“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其以宋初雷次宗最为著名，可以与郑玄齐名。
皮氏的一些议论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只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判断。实际上，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方面所呈现的是玄学风气的余绪留存、道家经典的诠解传习、道教信仰与学说的广泛流布、佛教信仰与学说的大举流传，还有就是传统经学的承继传习，整个思想学术界学术是在多种选择中的又一轮次的整合，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官学的还是私学的。这从史书所记录的当时学人之所习即可见其风貌。
史家作史以示后人，在学术上大体可以反映一代风貌景象。对南北朝的学术，南北朝时期的正史所载，风貌不同。经学史家马宗霍说：“《宋书》、《南齐书》儒林无传”，认为这是南朝初期“人尚清谈，家藏释典”，学术风气尚未转向纯正儒学。然而即使是到《梁书》、《陈书》中有了《儒林列传》，在学术源流授受的记载方面也还是没有北朝的《魏书》、《北齐书》详尽。唐人所修《南史》、《北史》当然详备于以上诸史，观点上则大体反映隋唐时人的认识。皮锡瑞正是多称引《南史》、《北史》来议论当时的学术演变的。实际上，南朝的学术经过宋、齐后，以到梁武帝时为最盛，梁后又有陈朝继而传之。由此，也才有隋朝的政治由北统南，学术由南统北的局面出现。
二、南朝各代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南朝在宋、齐两代，儒家经学（国学，官学也。）的庠序之教在恢复中，尚显得不十分景气，即如《梁书?儒林列传》所说：“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顗、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虽然《宋书》、《南齐书》中没有列出《儒林列传》，但是在其他列传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术人物的活动踪迹的。当时，可以说既有长于五经之学的儒者，也有兼通儒学与老庄的学人，玄学之风还比较有影响。
（一）刘宋时期的学术状况
在刘宋一代，历朝皇帝对国学庠序之教的兴复和奖掖，为传统学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官方性的保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承接了东晋时期，并没有因朝代的的更替而使国学传统断绝。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有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本纪》）
再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沟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宋书?文帝本纪》）
又同年十二月丙申，宋文帝有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而且，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同上）。
元嘉二十三年冬十月，宋文帝有诏曰：“痒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
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
赐帛各有差（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八月，有诏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向风慕义，化民成俗，兹时笃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宋书?孝武帝本纪》）
此外，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前废帝为太子时，于大明四年讲《孝经》于崇正殿（《宋书?前废帝本纪》）。
在另一方面，根据《宋书》的记载，当时经学的传学人物也还是不少的。事有详略，各有所专。比如：
臧焘“少好学，善《三礼》”（列传第十五），又傅隆“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同上）。
张敷，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当初，其父张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周易》的《系辞》、《象传》，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列传第六）。
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列传第二十四）。
何承天，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隆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列传第二十四）。
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曾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列传第四十五）。
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戴颙，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孔淳之弟默之，通儒学，注《谷梁春秋》（《宋书?隐逸列传》）。
周续之，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周续之年十二，受业范宁门下。居学数年，续之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被称为“寻阳三隐。”宋武帝为其开馆于东郭外，使其招集生徒。武帝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宋书?隐逸列传》）。
关康之，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宋书?隐逸列传》）。
还有就是一些好佛老之学的人物，虽不成为主流，却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特色：
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宋书?隐逸列传》）。
杜慧度，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宋书?良吏列传》）。
张淹，素礼佛，为东阳太守时，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宋书》列传第六）。
羊欣，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列传第二十二）。
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列传第二十三）。
《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南朝刘宋时期的国学状况时说：
“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列传第十五《臧焘传》）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是在动荡时局之下，也还有相当不少的学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学术的风格和底蕴，这与当时传统经学总体上的官学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依据上与汉儒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其核心的学术载体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典。固然随着时代风习的转变在一些传习者的视野里经典的范围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核心经典的地位始终与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例如三礼之作为核心经典，三礼之学的传习不坠，与其实用性价值密不可分。无论思想走向多么的玄虚，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却是牢固的，虽然在传统经典本身当中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但始终不能脱离传统的经典。
（二）萧齐时期的学术状况
萧齐一代的情况与刘宋相比大体相同，传统学术又略有发展。《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有议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列传第二十之史臣曰）略考史书所记可知，和刘宋一样，萧齐一代的前几朝皇帝对于传统学术也是颇有重视，从而使之有所振兴。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载，当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齐太祖萧道成年纪十三而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正是由于其本身曾受教于传统经典学术，所以在其代刘宋而立朝后对国学有所振兴。如建元四年春，齐太祖萧道成有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这种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庠序之教进一步有所恢复和振兴。
又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齐武帝永明三年有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斅，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
永明四年三月，国子讲《孝经》，齐武帝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永明七年二月，齐武帝有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敩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与此同时，齐武帝对于佛教有所限制，如永明十一年有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除了一些有醇儒之风的学者外，儒道并行的风气十分明显，或者说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在魏晋以后仍得到学人的广泛重视和传习。并且还有儒释道兼习的学人。
《南齐书?刘瓛传》载，刘瓛少而笃学，博通《五经》。后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齐书?文学列传》载，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
《南齐书?高逸列传》载，沈驎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沈飗士应选。
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
徐伯珍，其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
顾欢，八岁通《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后与同郡顾顗之诸子，及孙宪之并受经句。年二十余时，更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著《三名论》与钟会四本论相类。还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杜京产，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并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臧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
从前面所列的一些学术人物的学问兴趣和其所长来看，或固守经学，或兼容道家，或专修黄老，表现出多样的取向。可以说在经过魏晋以来的政治变迁和清议玄谈之风的洗礼之后，不少学人仍守候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真的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有其用武之地，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或许真的要像庄子那样永远地采取避世的态度。总之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依归。实际上就学问而言，早在东汉的马融就遍注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这种广博的学风也影响了后世的学人。
（三）萧梁时期的学术状况
到了梁代的梁武帝萧衍时，历经宋、齐两代的传统经学，进一步有所改观。这无疑得益于梁武帝的国学素养和他前期的振兴经学之志。梁武帝萧衍早年就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当年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上）。
《梁书?儒林列传》对梁武帝振兴传统儒学的举措有所记述：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蒨等首膺兹选。
梁武帝是一个前期重儒，后期重佛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为兴复儒学颇显得不遗余力。
《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四年春正月，梁武帝有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四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南史?梁帝纪中》称述梁武帝的学术业绩时说：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余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梁武帝以后的几朝皇帝也对国学经学有所奖掖，据《梁书?简文帝纪》载，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豊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及居监抚，……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梁书?元帝纪》载：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能诵《曲礼》。年十七时，高祖敕令府谘议贺革为讲其《三礼》。承圣三年九月辛卯，梁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梁书?元帝纪）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而良好的空间。
齐、梁，梁、陈，代相衔接更替，学术人物也往往是两代称名。以下略述其人物事迹。
在《梁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蒨、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
《梁书?儒林列传》载，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齐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齐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
何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齐建武年间，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梁武帝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
范缜，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