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柯昌颐在“评议安石之今昔观”中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之后说：“是故今日为安石白沈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76]胡适所言的社会主义，实际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东渐的诸多西学中是较晚进的一种，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为其他西学所不及。“在新文化运动晚期，马克思主义尚且只是获得了少数的皈依者，到了20年代末，短短几年间，它就一跃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在此后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论战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实际上共同持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77]当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评价时，一般地说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诸项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不免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作为历史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如使用“商品经济”、“商业资本”、“阶级关系”和“封建制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术语，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同时亦较多注意到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前后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法失败的诸多原因的分析较为深广。因而三四十年代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后50年代所重新讨论的问题。当然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同，也因其传人中国的时间不太长，且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在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初步和稚嫩也是难以避免的。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900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78]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前面提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一致肯定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产生了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乎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如在城镇工矿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在乡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样的社会氛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即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样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79]

及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都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80]“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81]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83]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历史时期，两宋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思潮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受到批判。漆侠先生在总结五六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研究成就时指出：“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就从根本上同梁启超混淆时代的非科学的做法划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84]胡昭曦先生则直接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不可混淆熙丰变法的性质”为题，对“近些年．来，在台湾和国外的有关论著中，有主张这次变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人认为王安石推行的措施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批评。[85]

2．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中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86]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同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一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

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史学界目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87]

3．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88]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这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为儒法斗争的典型材料受到重视，王安石被加上“法家”的桂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被概括为儒法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而司马光则是尊儒反法的代表，“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89]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90]“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91]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不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荆公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92]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93]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

花草一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便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94]进入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95]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就是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节去了1975年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1987年邓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批判教条主义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所起的消极作用时说：另一个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一一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这本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却又把农民的阶级斗争作用拔高，说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后来，他更把这段话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话语，这当然就不只是农民的阶级斗争了。我们不应不加思考地把这些话都认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因为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所作序言中就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两两相较，毛泽东的话分明是说得不够全面，说得有些偏激了。[96]《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修订和删节显然是贯穿了这一新的思想认识，或者说邓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修改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4．马克思在总结西方哲学史时，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也被引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人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梳理清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97]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均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20年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虽然与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以上简要勾勒了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即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依据这个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900多年的变迁过程，尤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镜。研究历史的人们，当你论述历史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阶级感情、什么样的时代特质、什么样的认知思想，都会悄悄地融进你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影响着你对历史的判断，你的判断到底接近了多少历史的真相?这是本书所想要尽力表达的追求。

本书稍感遗憾的是未能对20世纪日本、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的研究，已发表相当多的论著和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限于本书上述的基本思路，也限于收集的有关资料不足，所以未能将其包括在论述范围之内，只是把日本学者东一夫的一篇简介各国研究王安石状况的短文作为附录附在正文之后，以供参考。附录二所列参考文献仅限于书中引用部分，不包括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翻阅而没有引用的部分，其实这部分要远远大于所列书目，例如：仅明清文集就翻阅了三四百种之多。不过，明清资料太多，本书收集范围有限，是故对明清时期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梳理最令作者感到汗颜，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充实。附录三所收集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资料索引，尽管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仍不能收集殆尽，有待今后不断完善。

 

注 释

① 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如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所著《王安石传记》，就以“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为书名。

④ 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年6月4日。

⑤ 《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第7—9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序》第10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一。

⑧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二，正史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⑨ 邓广铭认为《太平治迹统类》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今从之。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鸥传》。

⑾ 《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其七)》；《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

⑿ 《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

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记事及注引何俌《龟鉴》。

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五月辛卯记事。

⒂ 参见许沛藻《宋高宗与神宗实录》，《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第625—63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高纪春《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中州学刊1996年第l期；何湘妃《南宋高孝两朝王安石评价的变迁过程与分析》，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铅印本)。

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癸丑条。

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宋史》卷四百三十五，《范冲传》。

⒅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586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⒆ 《读史轡疑》卷九，《王安石》。

⒇ 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卷中，《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点校本1994年版。

[21] 《警世通言》第三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岳麓书社1992年版。

[22] 于慎行《读史漫录》卷十二。

[2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王安石狂妄》。

[24] 《宋史新编》卷一百○六，《王安石传》。

[25] 陈渊《默堂集》卷十二，《十二月上殿札子》。

[26] 详见拙作《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史林》2002年第3期。

[27] 《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8] 参见拙作《也评朱熹论王安石》，《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

[30] 《咸淳临安志》卷十一，《太学》。

[31] 《宋明理学史》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 参见周宝珠《义利之辨对两宋社会的影响》，《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3] 赵益《王霸义利一一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第16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 《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

[35]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36] 《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宋代风俗》。

[37]《宋论》卷六，《神宗》。

[38]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四。

[39]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68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40] 《读史轡疑》卷九，《王安石》。

[41] 《宋论》卷六，《神宗》。

[42] 《颜李丛书》卷一，李添撰《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引《宋史评》。

[43] 《忠雅堂集》卷十三。

[44] 《王安石变法纵探》，《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

[45] 《读史漫录》卷十二，宋神宗至徽宗。

[46] 《历代相臣传》宋相臣卷十三，《王安石传》。

[47] 《西番事迹》一卷，四库存目丛书子部31。

[48] 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陆象山全集》卷十九．中国书店1992年版。其后为王安石辩诬者的观点大都本源于此。

[49]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文化与人生》第286、287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0] 《宋明理学史》第72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6—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4] 《颜李从书》卷一，李塨撰《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引《宋史评》。

[55] 《龚自珍全集》《定盒先生年谱外纪》第633页，第一辑《保甲正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6] 以上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册《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版。

[57] 程方《宋初政治与王安石新法之批判》，《中国新论》2卷7期，1936年。

[58] 《论王荆公之理财》，《军事与政治》5卷3、4期，1943年10期。

[59] 参见(台湾)孙光浩《王安石洗冤录》《十、熙宁新法与梁启超先生》，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

[60]《王安石政略》蒋序。

[6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1版。

[62]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

[63] 朱家祯《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均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3期。

[64] 陈振旸《论王荆公之理财》《军事与政治》5卷3、4期，1943年10月。

[65] 《财政知识》1卷4期，1942年8月。

[66] 王金铻等《中国现代政治史》第25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7]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以下同)

[68] 世界书局1936年版。(以下同)

[69] 詹寿山《王安石之研究》绪言，《河南政治月刊》5卷8期，1935年8月。

[70] 熊公哲《王安石政略》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71]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31—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2] 高向呆《宋王荆公的经济政策》，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卷11—12期，1935年12月。

[73] 吴芳亭《王安石新法之梗概》，《文友》2卷12期，1944年5月。

[74] 引自付毓衡《王安石土地政策之探讨》，《地政通讯》(复刊)17期，1947年6月。

[75] 贺鳞《陆象山与王安石》，收入《文化与人生》第22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76] 《王安石传》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77] 陈少明等《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第3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8] 此统计包括中国大陆、台港地区，不包括国外研究成果。

[79]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191—1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80] 程念祺《王安石变法的几个经济问题》，《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3期。

[81] 叶坦《大变法》第240—243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82] 汪圣铎《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

[83] 这方面的文章甚多，主要有：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社会效果》，《南开学报》1988年6期；叶坦《免役法斗争中的司马光》，《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4期等。

[84] 漆侠等《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4期。

[85] 胡昭曦《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4期，后收入《胡昭曦宋史论集》略有改动，西南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

[86]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7] 吴泰《熙宁、元丰新法散论》，《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有关讨论情况可参见葛金芳、金强《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10期。

[88]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9] 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一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红旗》1974年2期。

[90]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

[91] 仲伟民《宋神宗》第10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92] 骆啸声《温公与荆公变法思想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6期。另参见季平《荆公温公异同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顾全芳《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与斗争》，《争鸣》1986年3期；赵益《王霸义利一一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第15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3] 参见拙作《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篇，(日)《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

[94]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2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95] 袁诚玉《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4期。

[96] 《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七年年会编刊》第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97]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20—49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