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受了周拱辰、林昌彝说的影响。但周林二人俱是言“嬃乃女巫之称，与灵氛氛之詹卜同一流人”，女嬃之詈原，乃因原往问休咎并非言屈原同女嬃分别为“楚巫集团”的男女领袖。而国内近几十年来有个别学者提出屈原乃是巫觋一类人物，或者认为楚辞是巫文化的产物。看来白川静先生的说法，不能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总体上说，白川静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发展，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叫人感到惊异的是，白川静先生竟由他的这一结论，引出给屈原思想定性的另一理论。他说：
这个集团深深地依存于古代氏族社会，因此，与要超越这一制度而转向国家主义的现实政治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被清除了。
屈原被放到了反动的位置上，而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子兰、昭阳之流，则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我们读白川先生的这些论述，不禁让人想起当时中国国内大报小报上各种荒谬绝伦的所谓“理论文章”。白川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一）》出版于１９７６年，当时中国已经过了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也有人写文章说屈原“是坚持反对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统一中国”，说屈原的作品是“借以发泄自己对新兴力量的仇恨”［（５）］。当然，白川静先生的《屈原的立场》一文发表于１９５４年，他在那篇文章中已说过：“秦国商鞅和张仪的行动才是否定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规定下一个新时代，因而应该被认为是进步的。”［（６）］但在那以后的１０多年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没有人注意过这一观点。白川先生在１９７６年将他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加以发挥，写进他的《中国古代文学》专著之中，他的这个信心的建立，也颇令人深思。
在铃木修次和白川静之后，又有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４校的讲师三泽玲尔于１９８１年发表《屈原问题考辨》一文，重复了铃木修次的说法，但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在论事推理上同中国的历史总是隔着一层。如文章中说，《离骚》“有时只句以押同韵，有时完全不押韵”。又说：“屈原的屈，与橘树的橘字音相近。关于屈原的来历传说，恐怕是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宫廷中的《楚辞》诗篇吟诵家为了说明自己演奏的歌谣的起源，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７）］由这些话看来，作者似乎尚未弄清《离骚》中的“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是由《九章》窜入，《离骚》的乱辞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可采用较灵活的句式。至于将“屈”同“橘”联系起来，说明屈原为虚构的人物，为卫聚贤所谓“屈原”为“冤屈”之类说法的翻版。卫聚贤的胡说发表在抗战初期一个印数极少、很少为人所知的所谓“吴越史地会刊”《楚辞研究》上，早被历史的长河埋在了沙底，由于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副教授在１９７７年发表的《屈原否定论系谱》的介绍［（８）］，为今日之日本学者所知。
稻畑耕一郎先生的《屈原否定论系谱》，态度是公允的，显得客观而不偏不倚。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产生既受到了冈村繁、白川静、铃木修次等的影响，也为在日本萌发不久的否定屈原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便于检索的资料。
以上简述了日本６０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屈原否定论”的大体情况，因为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出现，才使我在１０多年中集中精力，对屈原的生平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二、新的“否定论”产生原因分析
本世纪６０年代在日本出现新的“屈原否定论”，从学术上来说，不是推进了，而是倒退了。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否定屈原之始作俑者，是中国人；上面所提到的几位日本学者，只是联系日本文学、文化的特征稍作修改，其说带有日本文化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将否定屈原的责任全推到日本学者身上。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过去我们对屈原的生平与思想确实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无根误说，陈陈相因，长时间未得到改正；在某些问题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看法，等等。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楚辞》是显学之一，投入的人多，新说、奇说也最多。深入的研究会使结论逐渐趋于统一，而肤浅的论说会使结论越来越分散。在楚辞研究领域自然不乏深入严谨的论著，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一味标新立异的作品。这样，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也就不能不使一些国外学者感到疑惑了。
其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日本兴起新的“屈原否定论”，或多或少地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历史、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有关，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感到歉疚的；虽然当时１０亿人都在遭受劫难，不少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专家学者遭受到比屈原还悲惨的下场，无暇顾及古人，也无由得闻国外学界的任何消息。说实话，比起中国大陆的“横扫”来，日本学者毕竟还在研究。
再次，日本倡言“屈原否定论”者，有的是治学比较严谨的学者，我以为这些学者否定屈原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在历史上的存在，还有深层次的心理上甚至潜意识上的原因。
比如日本京都东北有一座诗仙堂，是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初叶诗人石川丈山所筑。其中厅堂右边供奉着３６位中国古代诗人，为：
苏武，陶潜，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杜审言，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岑参，刘长卿，卢仝，李商隐，灵彻，李贺，刘禹锡，王维，高适，储光羲，杜牧，韦应物，邵雍，苏舜钦，苏轼，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林逋，寒山，梅尧臣，曾几。
其所供第一人是苏武。因为《昭明文选》中收有传为苏武的４首诗（近人以为东汉末年作品）浅显易懂，以前初学古诗者皆诵之。中国诗歌在日本虽有很大影响，但主要是唐诗，而唐诗之中，真正流传较为广泛的不是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的作品，而是连老太婆也可以听懂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之类。这是因为，虽然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也用汉字，而且也有不少文人能阅读汉文作品，甚至写汉诗与汉语古文，但毕竟大多不是真正的精熟汉语，在体味中国古诗的韵味及欣赏汉代以前的作品方面，难免有相当的障碍（当然日本古代也有精通汉语、汉诗的人，然而并不多）。所以，古代日本所熟知的中国诗人，其时代最早者恐怕当推苏武。石川丈山专作汉诗，受诸子学派影响，作品多枯燥质直的说教，属载道派，大约对《楚辞》也并不喜欢，也不熟悉。所以，在诗仙堂供奉他所崇拜的３６位中国诗人，没有屈原，而以苏武为首。诗仙堂这３６人均有画像，并且附有各自的诗１首。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汉学的温床。这个诗仙堂不可避免地影响及日本文化层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认识，有的汉学家大约在其起步之初便在潜意识中已形成了中国诗人始于汉代的观念。
当然，除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也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当中有的是在中国“屈原否定论”产生之后，一些人洗垢求瘢搜寻出来的，有的只是偶然现象，有的当另有根由。比较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条，有的否定论者提出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这似乎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这只是一个默证。不见于先秦史书的记载，尚不能作为先秦无此人的根据。战国二百多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先秦典籍有记载者才有多少？《史记》中言孙膑有兵法行世，而其名不见于先秦任何典籍，至１９７２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使此疑案得结。《鹖冠子》、《尉缭子》、《六韬》，其作者皆不见于先秦典籍，近代学者断为伪书，几成定论。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鹖冠子》、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六韬》，证明这三部书都是先秦古书［（９）］。则不见于先秦史料，并非先秦时无屈原其人之铁证。当然，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推理方法，一口咬定这一点否定屈原其人，而屈原已死二千余年，死无对证，则对此简单的推论也确实无可奈何。但是，也还算好，１９７７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离骚》与《涉江》的残简。墓主夏侯灶是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１６５），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其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而《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刘安作《离骚传》乃在武帝之时。则《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论点不攻自破。又我在先秦典籍中发现了关于《离骚》与屈原的关系的史料，及有关屈原生平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发现了一篇屈原的遗文（参本书《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所以，否定论者所持的这一条根据，已经是完全失去意义了。
第二条，《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事迹。这样，就好像在“否定论”的队伍中树起了一杆大旗。事实上呢？这也是一种片面求证的表现。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屈平》一诗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
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则司马光并非不相信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存在，也不是对屈原或其作品有所批判。重庆师院黄中模同志首先引用此诗驳了三泽玲尔将司马光列在批判屈原及《楚辞》内容的队伍中的观点。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反映屈原事迹的原因，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此乃宋人之言，或者是司马光将屈原作为以辞赋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载。然而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后人未曾道着，在司马光，也当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这就是：司马光恐王安石与屈原认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资治通鉴》一书始撰于宋英宗之时，英宗在位方４年，而此书历时１９年始成，于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方表进，八年神宗薨，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下杭州镂板。可以说，整个神宗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是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与推行期，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也是《资治通鉴》一书的编纂定稿期。王安石与屈原一样，都是博闻强志、王娴于辞令，都以诗名于世；同时，也都是主张变法革新的。《资治通鉴》中记屈原之事，则必须记载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及受命造为宪令之事。屈原之受谗被疏因于制定宪令进行变法，而保守派攻击王安石，也就在于其制定新法。而且王安石在此期间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两次罢相，与屈原的被疏被放颇为近之。司马光是崇敬屈原的，他不愿意天下后世由屈原而联想及王安石，将王安石看作“伏清白而死直”的贞臣，而将自己放到谗邪党人的位置上去。《资治通鉴》中略去屈原，相当程度上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的心理的反映，根本扯不上什么批评屈原或疑惑屈原其人之有无的问题。
总的说来，日本某些学者怀疑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其人在历史上之有无，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屈原研究本身的原因。关于对屈原的看法，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应该细致地分析新的“否定论”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指出其错误之根源，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我们对屈原的研究，以期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
从这点来说，日本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屈原否定论”，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１）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十八集，译文刊《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２） 引文见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之第一部分《导论》的第三节《古代文学的特性》。《导论》由铃木修次执笔。铃木修次，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会员。
（３） 谢无量《楚辞新论》上说：“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
（４） 白川静，生于１９１０年，日本私立立命馆大学第一部教授，文学博士，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学学会会员，中国古文字学研究家。１９６２年参加《〈诗品〉的综合研究》，１９６７年以中国甲骨文研究获文学博士。其《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０年出版。
（５） 见《屈原是法家吗？》，《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１期；《屈原不是法家》，《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６） 《屈原的立场》，日本《立命馆文学》第１０９期、１１０期，１９５４年６月出版。
（７） 三泽玲尔《屈原问题考辨》，刊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２１号，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
（８） 稻ｔｉáｎ＠③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刊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编印的《中国文学研究》第３期。
（９） 参李学勤《新发现汉简帛书与秦汉文化史》，《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