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则出自魏绛，一则出自伍员，说法不尽相同，司马迁未采用，《史记·夏本纪》没有“少康中兴”的内容。
《国语》中关于禹、夏的传说，同样也是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如《鲁语下》“孔丘论大骨”是孔子所闻：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此“僬侥氏长三尺”，即《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的“小人国”。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条，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举国属之，子之大重。另有人进言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
这一传闻，春秋时有几个“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罗列如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马迁对待这些传闻，态度颇为慎重，只在《夏本纪》中这样写：“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铸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时的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墨子·耕柱》也有同样说法：“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这是启铸九鼎之说。《史记·楚世家》叙王孙满此语则作：“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所谓“虞、夏之盛”，显然是指禹时。不论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迄今考古所见，未有夏器，且铸鼎象物，也为夏代初年生产水平所不能。虽然诸说云云（包括《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离谓》、《适威》等篇），仅仅传说而已。至于以《山海经》为“后人录夏鼎之文”的说法，就更加不可足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为不义”的辩论中引出。墨子认为应当区分“攻”与“诛”的不同，举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扌益 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12]《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论河山之险，吴起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以保“伯王之业”，举“禹放三苗”、“汤灭夏”为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吕氏春秋》在论述“人主之行与布衣异”时以鲧与禹的行为作比较：“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13]这与《史记·夏本纪》所记“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全然不相符。
上述考察虽然未能尽数钩稽现存早期文献中关于禹、夏的记载，但仅此已足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口述传说到春秋时期，经常为人们引用，或与朝臣谏君相关联，或为学者发论作佐证，因而得以流传。
二、长达上千年的口耳相接的辗转传述，同一件事出现多种说法，而引用者仅仅根据各自的需要转述，并未认真考异，其真实程度大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三、所谓“夏书”、“商书”，并非成于夏代之书、成于商代之书。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不可能有所谓“夏书”。商代虽已进入“成文记事”时期，却无编纂意识，也不可能有所谓“商书”。所谓“夏书”、“商书”，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根据有关传说整理、编纂的“关于夏代之书”、“关于商代之书”，预示着历史编纂的即将诞生。
三、历史编纂的诞生
商周数千年间，虽然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驾齐驱，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总是零零散散、片片断断的过往之事。记事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铭文，自宋以来虽经著录，却仍然是一团“混沌”。直至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两周金文辞大系（时间系统和地域系统）之后，这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成为说明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纪录。这正是历史编纂意识运用在青铜铭文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西周末年的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不仅推动了口述传说的流传，而且推动着口述传说的整理。整理反映过往来程的素材（包括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以一定的体裁编纂成书，历史编纂应运而生。
历史编纂的诞生，大体经历两个步骤、创出两种体裁。
两个步骤，一是整理口述传说使之成文，一是汇集口述传说、成文记事，进行编选。两个步骤互为交叉，前后不必一定如刀裁斧断。
两种体裁，一是分类编纂，一是按年编纂。
《诗》的整理编纂，《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对了一部分：自有诗以来，口耳传诵者陆续用文字记录下来，多达“三千余篇”。到孔子时代，经“去其重”，选出“可施于礼义”的“三百五篇”，上起商、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下至西周末年的幽王、厉王，分类（风、雅、颂）编纂起来。自商周始祖至西周末年，延绵上千年。“国风”所采包括15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在那样长久的年代里，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中，表现在“三百五篇”中的差异却很小，尤其是音韵差不多一律，充分表明“三百五篇”是经仔细加工过的。但并非“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其编纂时间在孔子之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赵衰向晋文公推荐卻縠为三军统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早于孔子的卻縠，以善治《诗》、《书》闻名，表明孔子之前《诗》已经编纂。到襄公二十九年（544），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为之歌《小雅》、《大雅》，为之歌《颂》。除了“郐以下无讥焉”，季札一一作以评论。此时孔子尚在少年，鲁国已经有了与传本无异的《诗》存在了。如果说孔子与《诗》三百五篇有关系的话，也不过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三百五篇，在孔子之前已经编定，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一大成就。
《尚书》的整理、编纂，比《诗》的整理、编纂要复杂得多。《孔子世家》写得不如《诗》清楚，只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安国序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到是交待出了整理、编纂经过：流传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经孔子“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编纂成书。《尚书》最初的编纂，亦在孔子所处时代。
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七篇。
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虞书》、《夏书》四篇，文字必为后来书写。篇前的“曰若稽古”，明白告诉读者，其所根据是古来传说。其成文时间，学者间意见颇难一致，早可至商末周初，晚可讫战国末年。我们不妨将这一长长的时段视为其流传阶段。
《商书》五篇，虽然有“成文记事”的甲骨卜辞，但以商代可能达到的书写实际而论，很难断言为商代遗文。现代考古发掘表明，在甲骨刻辞之外，商代已经用笔书写。不过，除了在陶片等物上的书写符号之外，迄今尚未见到有“成文记事”的“典”与“册”。《尚书·多士》中“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句，究竟应当作何解释？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以德选任官吏，如果将“有典有册”解释为“有记载历史的典册”，殷才得以“革夏命”，显然与上下文意不衔接！甲骨文中数见“工典”、“工册”、“登册”，于省吾专有《释工》一文，考证“工”乃“贡”之古字，“登册”与“贡典”同义：“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14]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作册”是进行册封、册命。准此，则“有典有册”一句才能与上下文意一致。《商书》五篇，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典”与“册”，因此仍然应视为后来加工、整理而成。
《周书》十九篇，以周初彝铭《大丰簋》、《大盂鼎》相比证，《大诰》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文字。其余几篇，成文较晚，且有争议。
就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情况来看，《虞书》、《夏书》经长达1500多年的口耳传述，至孔子所处时代方才整理成文，难以取信。[15]《周书》则是“成文记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书》的整理、编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历史编纂诞生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分类编纂，不论诗还是文，虽然是在历史编纂意识下的编纂，诗中有史诗成份，文可谓历史文献，但还都不是过往来程的连贯记述。只有按年编纂出现，才使史学走出萌芽状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6]，名为《秦记》。司马迁所见《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纪事”未必按年编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为没有根据“论次其年月”。《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见最早纪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这似乎暗示着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简史――《春秋》问世。《春秋》作为鲁之春秋，按照鲁国国君“十二公”在位顺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表现出过往来程的基本脉络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中国编年史的始祖。[18]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起使鲁，在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感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9] 继“鲁春秋”之后，出现一个各国编纂“春秋”的热潮：晋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内容。出现所谓“百国春秋”，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编纂的发展，《左传》集“百国春秋”之大成，将编年史推向成熟，是为中国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1]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为了便于记忆，往往也作各式各样的“记号”，除了自己或极少数相关人而外，不为他人所知，不具备“传达”的功能，因此这些“记号”从来没有被当作文字。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3] “殼”应写作“ ”，下同，音que,鵲，贞人。
[4] “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历史纪年。“惟”或作“佳”（wei，音维）。
[5] 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贞人，属于武丁时期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详见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202－20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6] “丧命”二字，卜辞刻划复杂，各家释文不一，特此说明。
[7] 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 of Shang History－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8] 郭沫若著《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3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9] 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0] 《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 《史记》卷2《夏本纪》。
[12] 《墨子·非攻下》。
[13] 《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 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 《史记》卷5《秦本纪》。
[17]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 《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 《左传》昭公二年。
[20] 《孟子·离娄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