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三史的民族史志的立目来看，也体现出元代史家在认识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历史方面的思想。其具体表现是：辽、宋、金三史均设有“外国”列传，用以容纳与其同时存在的其他皇朝的史事，而以传统的蛮夷传记述各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史事。这一看似简单无奇的改变，事实上说明在元代史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并不是一个强调种族差异的概念，而是指在功业及文化发展阶段上尚处在比较后进状态的一些民族。这一认识吸收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并通过史书体例更为系统地体现出来；而对宋代史书中开始出现的“外国”传加以吸收并普遍化，则成为国家观念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这些立目仍不免保留了民族歧视的色彩，但与固守“夷夏之辨”、“夷夏大防”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进展。
四 私人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史观
与前代封建皇朝一样，私人著史同样也是元朝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私人修史，其荦荦大者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鉴》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代表为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亦称《新注资治通鉴》），一是典制体史书的突出成就，其代表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使得这些私人史著在民族史观上体现出与官修史书不同的特点。其中能较明显地反映当时史家民族史观特征的，当属前者。
元代“《通鉴》学”发达，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载，即有郝经《通鉴书法》、金履祥《通鉴前编》等十六种[18]。其中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
鉴纲目书法》旨在阐扬《通鉴纲目》义理之说，被后人视为“最为谨严精当，深能有得于朱子之志者”[19]，而在他们的著作中，确有不同程度的夷夏之辨的色彩。这从一定程度上拆射出元代民族史观对现实民族压迫的反映。但正如前所说，以宋为正统不等同于主张夷夏之辨一样，元代史家对《资治通鉴》的阐发、续作，以求揭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其着重点亦在讲“正统”，而并非都在华夷问题上。换言之，元代史家虽然反对民族压迫，亦有故国之情萦绕不去，但史家的天然职责仍促使他们对前代及本朝历史作比较客观的探讨与总结。故国思绪并不等同于民族史观。这一结论在以《音注资治通鉴》闻名的胡三省身上即有所体现。
历来研究《通鉴》胡注者，都因为其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以其作为反对元朝统治者民族压迫的典型代表，这种看法固然有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胡三省的注文中，亦包含有相当多关于民族问题的平实认识。首先，从胡三省注《通鉴》的宗旨来看，胡三省并不像元代其他续、注《通鉴》者一样，完全以理学为依据进行史学的编纂工作，而是多就事论事，随感而发论。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精到的分析：“《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20]。求真务实的史学旨趣，使胡三省的注释在理论出发点上淡化了对理学的阐扬与发挥，而更注重从历史事实出发评判史事。其次，从胡氏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亡国之痛的反复强调，“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正程正叔所谓见之者也。天乎！天乎！”[21]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胡三省也确有不少贬斥之词，如“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22]从这一感情出发，他对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作了剖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责任感却促使他对民族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评价，继承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因而注文中同时也包括了大量对民族问题的平实看法，如他论赵国石勒，称其识见卓然，“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23]；称赞苻坚之政说“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24]。关于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他也有所表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5]这一看法从民族变迁这一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说明了在拓跋氏统治之下民族之间差别日益缩小的事实。象这样对民族关系发展现象进行的辨析，在《通鉴》胡注中还有很多。从民族史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胡三省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值得重视的，而他以一名史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前代民族史所作的理性分析与评论，更是胡三省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由此类推，元代其他私人史著也应以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封建史家，揭示中国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元代民族史观以正统论及官修、私修史著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理论认识、史学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这些进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复杂性特征表现得都很明显。
结 语
元代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它的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在阐扬大一统，强调“用夏变夷”方面取得理论进展，并在史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但同时民族压迫的客观事实又使得它的民族史观通过私家修史体现出更多夷夏之辨的色彩。时代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主要是正统观）及史学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说来，元代民族史观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在宋元时期勃兴并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金尤其是元代民族压迫十分突出，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在向前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与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前者的分裂割据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皇朝为其结局，后者的诸国纷争则以蒙古族统治者为首建立起来的更大规模的封建皇朝为其结局。如果说，唐代空前的大一统使得唐代史家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更多宽容与理性的成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南北相互攻讦的弊病，那么，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促使当时史家从更深入、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与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使正统论、华夷之辨的讨论走向内容与层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史学本身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学术特点。这是两者存在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同为大一统局面，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却不尽相类的状况；也正是这种差别，促使后世史家不断结合现实对民族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辨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识。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性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元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也通过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下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元代民族史观的进一步分析与说明，对于更好地透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540页。
[3] 参与元修三史的史家民族成分，本文以翁独健先生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述为准。
[4] （元）家铉翁：《中州集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此两篇诏书均见《元文类》卷九。
[6] （元）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序》,上海同文书局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7]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8] （元）苏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六《正学编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元）揭傒斯撰：《揭傒斯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11] （元）郝经撰：《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12] （元）杨奂撰：《正统八例总序》，《元文类》卷三二。
[13]《南村辍耕录》卷三。
[14] （元）阿鲁图撰：《进金史表》，见脱脱等撰：《金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15]（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太祖纪》。
[16]《金史》卷七十五《卢彦伦传》。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18]《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9]（南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编集诸儒姓氏》，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2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第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1]（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晋齐王开运三年注。
[22]《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注。
[23]《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七年注。
[24]《资治通鉴》卷一O三，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注。
[25]《资治通鉴》卷一O八，晋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