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素心”说与刘知几的“直书”论

 

   《史传》篇产生以后，对后世史学界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刘知几在《史通·自叙》篇中就曾指出：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是其最为重视的六部著作，“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对此，从胡应麟、黄叔琳到范文澜、金毓黻、傅振伦、蒋祖怡等诸位先生均有论及。他们认为，刘氏之《史通》，无论在结构、思路，还是在具体观点上，都与刘勰之《史传》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笔者认为，从思想发展脉络角度来看，同为不苟于世俗的理论家，刘勰关于史学的分析与归纳，必然会给刘知几以种种启示。《史传》篇对《史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在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方面，二者之内在联系尤为突出。

   （一）对史学社会功用的重视  在对史家“直笔”的重要性认识方面，刘知几与刘勰的探讨，都是以对史学社会功用深刻的见解为基础的。刘知几认为，从个人角度而言，史学可以给人以启发、教育，懂得“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国家角度而言，史学可以起到“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所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4]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史家直书的著述态度以极高的评价。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把史家分为三个等级：“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之史为上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者为中等；“高才博学，各重一时”者为下等。由此可见，“直书”在他的论述中，乃是一名史家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道德。而刘勰则在强调史学“奸慝惩戒”的伦理教化作用之外，侧重于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的历史垂鉴观出发，去认识史学“万代一准”的深远意蕴。这种区别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学术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但是，从重视直笔、实录之于史学的根本意义这一角度来说，二者又是一致的。

   （二）对名教的重视  如上所述，刘勰“素心”说之重要特征是据“理”直书，儒家名教思想是其直笔论的根本原则，在“理”与“事”有所抵触、矛盾时，后者无疑当服从前者的需要。这一点在《史通》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体现与阐发。《直书》、《曲笔》篇中，刘知几对直书精神与直述史事的史家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种“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5]。与此相对应，对那些“持谄媚以偷荣”者，刘知几则给予了无情的鞭笞，认为此乃“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6]可见他赞成实录、主张直笔的态度之明确与坚定。然而，对维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的曲笔，他却表示了相当的保留：“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与刘勰“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17]的态度相较，其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显而易见。刘知几还认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⑥，把史家的直、曲笔直接与其人格高下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的上述两段论议，都分别置于其《曲笔》、《直书》篇的开首。由此似可进一步说明，“名教”观念不仅在刘勰、刘知几那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

   （三）“直书”论的理论进展  刘知几之“直书”论与刘勰 “素心”说相较，其在理论上的发展之处在于，前者在罗列直书、曲笔的现象及分析其产生原因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进一步具体与丰富了。如他认为史书曲直与史家品格高下、正邪密不可分，与“可为”、“不可为”之时代环境有关，与“事涉君亲”的现实相联等观点，即是直书论具体化的明确表现。尤为可贵的是，刘知几还把“直书”论纳入到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与提高，并使其理论地位得到确认。在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谈话中，刘知几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修养理论，而其中“识”的内

涵主要即指直书精神，“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18]；在《史通》中，直书、曲笔问题被专列单篇加以讨论，本身就表明了对此问题认识的深刻与重视。另外，在分析曲笔著史的各种表现时，除了对历史上较为明显的曲笔加以贬斥以外，刘知几还认为，“史之不古，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19]。他通过对《后汉书·更始传》及《三国志·刘后主传》等史书记载的具体分析，认为这些不易发现的曲笔，更应引起后人的充分注意。这种把曲笔作史区分为两种情况的做法，不仅丰富了其理论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思路：所谓直书、曲笔，可能贯穿于史家著史的各个环节，后人应通过分析与辨别，进行认真研究。将这一思路与章学诚“史德”论把文章撰述全过程纳入考察范围的做法相较，不难发现其中亦有相通之处。但刘氏之论仍主要集中于据“事”、据“理”直书的层面上，与“素心”说在本?上属同一范畴，而章氏之说则以更为具体与理论化的形式出现，其识见更高出前者一筹。

 

三  “素心”说与章学诚的“史德”论

 

    作为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做了许多总结、提高、创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关于史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概念。而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与阐发，一方面是受到刘知几“史才三长”说的启示，另一方面又与刘勰“素心”说在理论上颇有关联。关于前者，论述已多，此不赘述。关于后者，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史家思想修养的理论探索  章氏之“史德”论与刘勰之“素心”说，均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史家思想修养理论的总结与探讨。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吸收了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书法无隐”的精神内核与实质，然后从理论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则。刘勰是从当时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详尽分析了虚妄之风产生的原因、现象，进而提出史家当养“素心”以修史；章氏则主要针对埋头考据、不求学问经世的偏颇学风而发论，他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三者兼备，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决不可偏于一端。但同时，三者之间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20]的。因此，“著书者之心术”不可不考，“史德”乃为构建史家基本素养与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学诚之“史德”与刘勰之“素心”，背景、内涵虽不尽相同，出发点与思想本质却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术修养与著史态度，均应在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们共有的卓识。

   （二）传统名教的思想指导  “史德”论与“素心”说之共同点还在于，二者都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其指导思想与显著特征。如前所述，据“理”直书是刘勰“素心”说的主要内容；章学诚则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我们认为，此处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观历史、历史发展规律的特征，是接近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因素，是章学诚对前人的发展与推进。但同时，他又把“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21]引入史家心术的修养途径之中，认为封建伦理与史学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观《文史通义》，这一结论可说是来源于两点认识：其一，史传作为一种文体，源于六经。章学诚提出，后世文体于战国时皆已具备，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 [22]；其二，从“六经皆史”的理论观点出发，六经都是史，且是最高规格的史，那么，后世史家就应当从中汲取各种认识上与方法上的营养，而学习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与思维方式至为重要。这样，通达“六艺比兴之旨”，而后才可以、才能够讲“春王正月”之书，就同时兼备了学术上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史德”论的历史局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为史家主体活动找寻客观标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讨与努力。《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极力辩明《史记》和《离骚》的符合名教，其目的无非在于向人们证实，前代流传下来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备了撰述圆通之义的《史记》，是不可能、也不会“怨诽及于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则，不仅著作者本人属愚不可及、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而且缺乏名教伦理为其思想内核的史著，是没有资格流传后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好善恶恶之心，懼其似之而非”，简单的褒直贬曲不足为史家心术，能够辩明那种于六艺精深之处的“似之而非”的是非，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术。

   （三）关于影响史著客观性的因素。章学诚引用了文章撰述论中“气”、“情”的概念，从具体操作时的状态入手，探讨不同的气质、风格及情感对史著公正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论家，文章之“气”、“情”是刘勰在《文心》中探讨的重要问题。而章学诚则把气情之说引入史学著作论中，从而使其论述更为深入与全面。“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气势及引人程度，均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著的客观性。“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这就把史家的气质才力与史学的客观性、公正性结合在一起：“气”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够进行写作，而言辞又是沟通客观历史与史学之间的桥梁。因此，言辞和决定言辞面貌的“气情”，就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气”合于理的要求，与其相应的言辞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史家的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必然要受影响。所以，“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激则溺，情失则偏……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这说明气情的平静于史之公道大义的重要性，它们于不知不觉中“害义而违道”，史家应当慎而又慎之。这种结论与刘勰之“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的感叹，其根本点与落脚点都是相同的，即气情之发为文辞，都不能违失两条客观标准——名教与事实。

当然，章学诚的“史德”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刘勰之“素心”说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无论在内容的全面广泛，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与层次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后世史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文心雕龙》仍属主要论文章创作的著作，“素心”只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故而缺乏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很难说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章学诚却充分认识到了史家思想修养在著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史德》篇在《文史通义》中是作为专篇出现的，章氏亦是从一个史家的角度去探讨史家“心术”的。这样，他在理论上就能发前人所未发，成其一家之言。大而言之，“史德”论是与章学诚针对空谈义理、埋头考据的学风而发论的根本出发点相关，又是与其史义论、道器论、六经皆史论等其他史论观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小而言之，它包含了史学专业素质、历史哲学、文章撰述等方面的内容，而与此相关的“天人”、“公私”、“气情”等概念都相为发明，密切联系，统一于“史家心术”的命题之下，从而构成了“史德”论综论文、史、道的理论框架。而每一个单个问题与概念的论述，也因此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全面性与层次性。以对“气”的理论阐释为例，章学诚明确地把它引进史学著作的过程论中，系统、条理地阐明了它是如何影响史著的客观性，又是如何影响到史书文辞，进而影响文质关系的正确体现，然后把熟习儒家经典作为适当把握“气”之分寸的关键途径，从而把气——文——史——道有机地联系起来，有效地为其“史德”论提供依据。这既是二者在立论角度上的区别，也是二者在理论论述上的高下之分。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

[3]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4]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勰传》。

[5] 《文心雕龙·史传》。

[6] 参见：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陶侃如《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

[7] 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8]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论语·为政》。

[11] 《文心雕龙·定势》。

[12] 《文心雕龙·练字》。

[13] 以上俱见《文心雕龙·史传》。

[14] 《史通·史官建置》。

[15] 《史通·直书》。

[16] 《史通·曲笔》。

[17] 《文心雕龙·史传》。

[18] 《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

[19] 《史通·曲笔》。

[20] 《文史通义·史德》。

[21] 《文史通义·诗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