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经史关系、史学思想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具体到民族史观问题上，他的看法可大致归结为：第一，对有宋一代民族政策的总结。朱熹认为“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8](卷一三三)。此为对宋代民族政策的精辟概括与批评。第二，对“恢复之业”的关注。在《朱子语类》中，有不少内容是朱熹与门人讨论时事的，其中对于“恢复”事业的思考又占去了不小的分量。这表明在朱熹的观念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第三，对少数民族功绩的肯定与赞扬。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金世宗的赞扬：“或者说：葛王在位，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曰：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8](卷一三三)第四，夷夏之辨与国家观念。从《朱子语类》及朱熹的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的相关内容及其体例来看，他在此问题上的见解，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夷夏有别。如他在阐述《春秋》的著述纲领时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8](春秋纲领)。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朱熹在这里所讲的夷夏之别，着重点在强调华夷之间在文化、制度方面的不同与高下；而这种不同是可以改变与转换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金世宗的称赞中得到证明。这种看法，应当说同那种从种族、人性上贬低少数民族的理论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二是正统与华夷的关系。应当说，朱熹在强调正统、区分正闰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又是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资治通鉴纲目》就是理学影响史学，或者说是史学的理学倾向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书中，朱熹明言要做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9](序例)。由此可见，朱熹明正统的撰述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但这里同样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明正统是否一定意味着辨华夷？通过对《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尤其是它的序例与凡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辨华夷的色彩在书中并不浓厚。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列年号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直书梁、唐、晋、汉、周年号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证明。也就是说，夷夏大防并不是朱熹史学思想的最主要方面，后人各以己说解释朱子，反倒失去了他的原意。三是国家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册府元龟》中“外臣”一目还带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尊王思想，那么，在朱熹的思想中，宋与辽、金等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政治地位相类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兹举两例以明之：“神宗其初要结高丽去共攻契丹，高丽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国，高丽朝贡于彼，如何敢去犯他”；“当初高丽遣使来，朝廷只就他使者以礼答遣之。神宗却要别差两使去。缘他那里知文，故两使皆侍从，皆是文人，高丽自是臣属之国，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敌国。”[8](卷一三三)朱熹的这一认识与宋初史学中的国家观念一脉相承，既反映了宋人对周边政治形势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对民族政权与其制度文化的认可。从“四夷”到“外臣”再到“敌国”，这种称呼上的转变事实上正反映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当中所起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汉族史家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演进轨迹。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朱熹作为理学巨擘，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是从史实出发，并对其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朱熹的这一相对开阔的思想认识与他斤斤于纲常名分的理学家形象无疑有些不相一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可从学术、政治等多方面去探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积极认识的产生，都与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即辽、金文化本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宋代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认为，宋代史学在民族史观上的特点，一是理性成分的增多，这种理性成分一方面体现为对正统论、国家观新的阐释，一方面则体现为史家将对现实政治的认识通过史学表达出来的方式的深入思考；二是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呼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是，这种呼应已不仅表现为对华夷之辨的进一步阐扬，而是以更为多样与客观的态度对其提出了史学上的见解。从另一角度说，这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史观理性化发展的表现之一。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史观
辽宋金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从皇朝之间的对峙、斗争来看，这种融合似乎更多地以战争、人口迁徙等外在的、强制的形式进行；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这种融合却又以更为丰富多样的方式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脉络。
（一） 辽宋金夏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民族产生而开始，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融合都各有特点，辽宋金西夏时期，对民族史观的演变发生重要影响的方面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民族文化的发展及相互交流。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行，一种则是通过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来进行。其中以前一种方式最为普遍。对儒家及其经典的尊崇与学习，在辽、金、西夏都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此相应的一些专门制度与机构，如译经所、科举考试等则是文化交融在政治上制度上的直接反映。同时，少数民族在生活、生产方式上的一些独有的优长与特点，亦随着其政权疆域范围的扩展而影响及于汉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以采纳、吸收汉族文化为主的做法不同，辽、金、西夏在建立政权之后，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字、官制等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他们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也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金在立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都采用契丹大小字作为官方文字；宗教尤其是佛教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在吐蕃地区占重要地位的藏传佛教，在西夏皇朝同样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10](P524)。与此同时，吐蕃、回鹘以及南方诸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强。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各民族融合在文化方面的进程，已经变得更为广泛与深入了。由于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本民族政权，并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故这种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形成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就更为明显与突出。
第二，各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有宋一代，先后在边疆地区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西夏、金，它们相互之间除了对土地、人口、财富的争夺之外，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争“天统”，以得中原文化传承之“正”为目的。宋作为中原文化最主要的继承者，其正统观自不待言，而起于边陲的辽、金、西夏，在大一统思想的熏陶之下，在此问题上亦毫不让步。纵观辽代诏令，常见有“天授皇帝”之语，其称宋则以“南朝”呼之，且以“解诸夏之倒悬”[11](圣宗皇帝哀册)为己任，其称与宋有祖孙之情，与夏有甥舅之义，虽不免于不同政权之间的高下之分，但却从这种姻亲关系中确定了各政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它来确立辽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的中心地位。金朝统治者在争正统问题上最为突出的做法是通过祭祀前代帝王，以礼来表明自己的得统之正。这里的前代帝王，指的是传统观念中的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陶唐、虞舜、夏禹、成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帝[12]（卷三五）(礼志八)。至于西夏，据《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传上》载：元昊少有大志，“数谏其父母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这条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元昊对自己生长其中的“蕃族”文化已颇不满意，产生了要改变它的愿望；二是他决意要向汉文化靠拢，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王霸之业。这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少数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的认同感。
（二） 辽金西夏的史学活动与民族史观
如上所述，随着辽、金、西夏皇朝的建立，本民族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包含了史学在内的[4](P518-534)。如他们都曾用本民族的文字编修国史或本朝实录，辽代之史学制度、机构的建立，对本民族历史的着力反映[13]（P187－260），民族史家的增多；西夏实录的编修；金代对修史制度及各朝实录的编纂，对《辽史》编修的重视等等，都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民族特色。这些以民族文字或汉字保留下来的民族史著，与各民族政权所制定的史学制度一起，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多民族历史的反映。从一般意义上说，辽、金、西夏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辽、西夏、金都极为重视从汉文史籍中吸取政治统治的经验。辽、西夏、金以武力征服文化较为先进的汉族地区之后，均面临如何巩固、维持统治的问题，在这方面，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历代统治集团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及伦理道德学说，可以为他们提供直接而有效的帮助。这样，他们先后接受了儒家学说，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民族统治者在吸收、接纳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一性质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本民族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在辽、西夏、金政权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据《辽史·耶律倍传》载，辽建国之初，太祖阿保机曾与侍臣有过一次关于事天敬神的讨论：“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条史料不仅说明了辽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身在边陲的契丹族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要寻求一种“中国”本土的文化形式来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辽朝相类，金在立国之初即确立了儒家学说及孔子的尊崇地位，据史载，金熙宗于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夜以继焉。”[12]（卷四）(熙宗纪四)因此，他被宗室大臣不客气地称为“汉儿”，而他却反唇相讥宗室大臣为“无如夷狄”[14](卷一六六)。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植根于少数民族心理中的文化认同感在各种矛盾与阻力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事实。与这一客观事实相应的是，翻译、改写输入本朝的汉族史籍及设立相应的翻译机构，成为辽、金、西夏史学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除儒家传统经典以及一些佛教经典以外，于政治统治有重要意义的史书如《贞观政要》、《通历》、《唐律》、《资治通鉴》等亦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及上层士人翻译、学习的典籍。在这个问题上，辽、西夏与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其所体现、反映出来的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认同也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程度及对汉文化了解、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在翻译汉文史书上的选择、数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除《贞观政要》由于其记述了贞观之治的有关重大决策，从而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以至于在民族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与改写本之外，辽代翻译的史著主要有《通历》、《五代史》，金代则广及《史》、《汉》以下多种史学名著。
其次，由于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推进，从现知的辽、金、西夏的史家成分构成来看，与魏晋时期相比，少数民族史家的增多是突出的特征。如辽代史家的主要成分为契丹人，金代史家则由女真、契丹以及汉族士人组成，其中汉族占的比重较大，而且随着金统治范围的不断南拓，汉族史家的比重逞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同民族的史家共同服务于同一个少数民族封建政权，这本身就是对夷夏大防观念的一种突破。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家的努力，使得一代史迹得以更为完整与生动地存留下来。如金代修《辽史》，主要的编修人员是契丹族史家移剌固、萧永琪、移剌子敬、移剌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辽、金史事的记载，则大多是依靠汉族史家的努力才得以保存下来。如《金史·文艺上》曾这样总结金代的文化：“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而金的文治之盛，是两位汉族史家元好问与刘祁怀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2]（卷一二六）(文艺下．元好问传)及“此生何属，亲见亡国” [15](卷一一)的社会责任感与强烈的历史意识撰成的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从他们对金代历史的总结与撰史态度来看，汉族史家偏狭的民族情感已经非常少见，这进一步证明辽、宋、金、西夏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及史学对民族文化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反映。
再次，史学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历史有意识的追述、总结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种更为深刻地反映人类对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机联系的思考成果。因此，少数民族的史学活动，不仅从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层面上体现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而且也深刻反映出汉族源远流长的史官制度与史学传统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两个方面使得辽、金、西夏的民族史观通过正统论体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如前所述，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方面，是政治上的正统观念在史学上的具体反映。辽、金、西夏皇朝为了政治扩张、统治各族人民的需要，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工具为己服务。辽寿昌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他为礼部郎中，擢史馆修撰[16]（卷一O四）(文学下．刘辉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刘辉是服务于契丹贵族的汉族史官，这一身分本身就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其二，他对宋朝附辽于正史“四夷”传的做法不满，表明在他的观念中，“四夷”与诸夏的不同，不是表现为种族差别，而仅仅是文化上的一种高下之分，对这种高下之分过于强调，会造成“妄意作史”的局面；其三，他认为辽、宋虽然多年征战，但仍可以“兄弟之礼”相称，这从文化角度反映了辽朝统治者力图争得与中原皇朝平等地位的愿望，“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则进一步突出了他以己为“正”的正统观念。刘辉的这种做法，从更典型的意义上反映了服务于少数民族的汉族史家对“正统”的全新解释，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更为突出地展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现实对民族史观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与辽相比，由于汉化程度较深，金代史家的正统观念以更为理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德运说成为当时流行的思潮，金代学人如赵秉文、黄裳、完颜乌楚、王仲元、吕子羽、张行信、田庭芳等都参与讨论，其讨论结果被辑为《大金德运图说》六册，今已佚。从其遗文观点来看，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金应承何统为何德。而时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以李愈、党怀英为代表的金德独立说；二是孙铎、张行简为代表的金承唐统，为金德说；三是以吕贞祥、赵泌为代表的金承辽统，为木德说；四是以孙人杰、完颜萨喇为代表的金承宋统，为土德说。盖其本质均为以五行之说为依据，欲从中证明金得“天统”之正。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至泰和二年（1202），金朝以敕旨的形式确定：皇朝灭宋，俘其二主，合继火德已绝汴梁之宋，以为土德而宣告结束[17](卷五六)。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本身无任何实际意义，但这种对正统问题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不得不由朝廷出面决断是非的情况，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金朝之重视与汉族儒家文化的承继关系，并以己为其中重要一环的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辽金西夏本民族文化的长足发展，使得它们在史学上亦各有成就，与此同时，与汉族文化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又使它们在民族史学的发展中多以汉族史学为蓝本进行各项史学活动并有意识地与汉族站在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中进行正闰之辨、高下之争，这是辽金夏民族史观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它们与魏晋时期相比的不同所在。正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使元代大一统局面下的民族史观进一步取得成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小 结
从以上对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演变之脉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对它的发展作如下概括：宋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北宋时期受以功业之实讨论正统问题及史学发展思潮本身的影响，民族史观体现出相对平实的特点；而南宋时期则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多。辽、金的民族史观，一方面以与中原皇朝争正统为鲜明特征，一方面则以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吸收，并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发展所具备的启示有：
第一，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发展，遵循着一条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线索。这种曲折性一方面表现为受现实政治局势的制约，民族史观在不同政权、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理学兴起、发展的学术背景之下，民族史观如何摆脱它的桎梏，走向平实与理性的努力中。前一种情况以南宋为最明显，亡国之痛与民族压迫的现实都给民族史观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则以正统论的形式贯穿史学发展过程，对理学的阐发与绝对化，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史家的积极思考。但无论从史书的外在体例还是从史家深层的文化认同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观还是朝着更为客观地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方向不断演进。这一点与中国客观历史及其中的民族观发展轨迹亦是吻合的。
第二，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通过对各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现实的思考与应对，也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从而为元代民族史观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奠定了从理论到史学实践的多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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