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积极编写建文朝史籍局面的出现和史籍特点的形成决非偶然，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万历朝政府对建文君臣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隆庆六年（1572）七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就发下诏书：“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29]，明令褒扬忠义，并令各有司官员查明他们生长的乡邑，“特为建祠”，或附于本处的忠节祠。万历十二年（1584）御使屠方叔又请推恩建文忠臣的家属和后代，“大慰忠灵，以培圣代纲常”[30]，也得到批准。可以看出，万历政府已经下了决心，为义不事二主的建文忠臣彻底平反，褒扬忠义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编撰建文朝史书的指导思想，而要给忠臣建祠堂，又须有一个“忠臣谱”之类的名单，这是《表忠录》、《忠节录》、《逊国忠节录》产生的直接原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奏请下，明代官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编撰纪传体本朝史的史学活动，为此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为建文史的编撰提供了一个契机，此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31]于是，改正建文朝史事被提上日程，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礼科给事中杨天民上奏说建文朝的缺典难以湮没，恳请及时修举，“以成祖德，以光信史”[32]。接着，御使牛应元也应次上奏。史官焦竑在他的《上修史条陈四事》中亦将改正建文实录列为首位。[33]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建文一朝单列本纪，也就是通过这次修史来改正已经过“钦定”的附建文朝于洪武朝且不书建文年号的作法。这些建议没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直书建文年号，但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在政府修史的鼓舞下，朝野史家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了建文史籍的编纂，除去彰显忠义外，他们的一大愿望便是补苴国史，为官方修史提供参考，因此在编撰时注意了博采，以备政府修史时选用，这便不难理解《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为何都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嘉靖、隆万以来，在杨慎、王世贞、焦竑等人的倡导下，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34]，万历朝建文史籍在注重考证和求实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这种思潮相适应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撰是政治影响修史的明显表现，在这种影响下，屠方叔、许有毂、张朝瑞等人从表彰忠义、巩固纲常的角度出发编撰史籍，这又使史学的“裨风教”作用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储昌祚称赞许有毂的《忠义存褒什》“有裨世风”，所以“聊为之申言于末简”[35]。焦竑在为张朝瑞《忠节录》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这部史书可以“旌群哲之义烈，化兆人之肝胆，修二百年之轶事，挽千万世之颓风。”[36]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万历朝建文史籍的编撰活动，对史官责任感的强调也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陈继儒为《建文朝野汇编》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对于建文朝史事“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37]。这是针对官方修史而言的，指出了史官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朱鹭更是提到了史臣的“史权”，他认为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这种权力“天子有所不能制”，针对建文一朝记述失实，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38]极力主张政府史官运用他们的“史权”改正失实的建文朝历史记载。事实证明，并非专职史官的朱鹭也行使了他的“史权”，在朝庭没有同意将建文朝事单列本纪的情况下，他在《建文书法拟》“正编”中大胆地标立了“建文本纪”的名目，为从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校正建文朝史事作出了榜样。

三  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

万历以后，建文史籍的编纂仍在继续进行，周镳的《逊国忠纪》、钱士升《皇明表忠纪》曹参芳《逊国正气纪》是万历以后最具代表性且有影响的史籍。《逊国忠纪》十八卷、《皇明表忠纪》九卷是人物传记，撰成于崇祯年间。曹参芳《逊国正气集》为纪传体史书，分年表，让皇帝本纪，让皇帝外记和列传四部分，《逊国正气纪》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艺文志》曰为九卷，《四库全书总目》中云《明史·艺文志》误，应为二卷，且首尾完具。而笔者所见之书则为八卷，其撰成时间也较特殊，书前曹氏序曰“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则是书当成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后。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有两大特点：

其一，极力表彰忠义。天启、崇祯以来，道德沦丧，社会上下疾呼忠义，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史籍对建文逊国事实真伪的考订不再是主要的，史籍都采取了史仲彬《致身录》的说法，不考虑王诏《奇秘录》、史仲彬《致身录》、刘玉海《拊膝录》的真伪，反而被看作是“忠义不泯”[39]的反映，极力表彰忠义。

《逊国忠纪》列出了或诛死，或战死，或沉于渊，或焚于火，或卒于狱，或殁于道，或鸩毒，或雉经，或从亡，或行遁，或谪戍，或投城，或弃官，或辞召等十二种纪忠的情况，认为：“忠纪者，纪忠也……虽有殊迹，要无二心，故并书之，臣谊绝者削不书。”[40]既然表彰忠义，那么对不忠者，当然是切齿义愤，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分亲臣列传、殉难列传、死义列传、死事列传、死战列传、从亡列传、隐遁列传、后死列传和三不忠传九类，其“三不忠传”的设立是很有特色的。其中记述了开门迎降的李景隆、献密计纳款的茹常、请追戮建文忠臣的建文降臣陈英的事迹，钱士升立此传的用意非常明显：“三人罪不可宥，独不能以前劳赎乎食报之酷，亦深恨其不忠，为千古立炯戒耳。”[41]《逊国正气集》撰成于明亡的特殊时期，更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见许多痕迹。使得作者“由今追昔，欷嘘凭吊”的是逊国之际，“一堂鼎革，朝市不更，钟箕无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诸臣宁负顺天应人之举，不忘歌薇叩马之心，宁甘鼎镬刀锯之惨，决不效槛车改面之辱。”建文朝臣的这种舍生取义与崇祯大臣的开门迎降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所以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著书目的：“以为怀二心者愧也”。[42]

其二，反思现实。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还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钱士升道出了他列《殉难诸臣传》的原因：“昔人有言，平时有直言犯谏之士，则临难必有仗节死义之臣，有国家者欲收忠义之报，其务先储养哉？其务先储养哉？作殉难诸臣传。”[43]希望国家能够接纳、储养一批直言敢谏，仗义死节的大臣。他在撰著中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如其论永乐皇帝杀戮之惨曰：“钩党之祸始于汉季，圣朝方隆盛治而逆党诛夷于前，奸党歼戮于后，何其酷也。”[44]

在记录何州、周恕两位宦官的事迹后，曹参芳论述的是有明一代宦官祸国情况：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虽幸发自内，然三五狡弁，宁免拒虎进狼之讥耶？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45]

这又对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带有总结的意味，有探讨明代亡国之因的意图，是和以往著述所不同之处。

纵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在不同的时期作者有着不同的撰著意图，前期是主要是弥补国史。万历年间，史书彰忠义的性质增强，史家开始注意编纂体例，主张还历史以公论。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将表彰忠义推向极端，并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曹参芳的《逊国正气集》还将笔触指向了对有明一代的总结。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壬午二年八月条收有这道诏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3] 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

[4] 许相卿《革朝志》卷四《颜伯玮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  朱鹭《建文书法拟·附编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 郑晓《今言》卷一，第65条；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  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传记类，第97册，第652页。

[8]  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 《明史·艺文志》中有张芹《建文备遗录》一卷，又有张芹《备遗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芹序称录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闽中宋君端仪尝辑为录而未成者。疑芹初据宋氏原本而作，后又随时续有增益，原非一本，传录者各据所见，遂两存之耳。”

[10]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九《史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1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二《书致身录考后》，《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

[12] 张燧《千百年眼》卷十二《革除死难之多》。

[13] 陶懋炳《李贽史论新探》，《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4]  参见《明仁宗实录》卷四，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论”。

[15] 见陈田《明诗记事》乙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6] 参见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

[17] 黄佐《革除遗事》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史部杂史类，第483页。

[19] 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3册，其中所收为天启元年《建文书法拟》的增刻本，知此书成于万历二十二年，在万历四十三年经过修改，天启元年增刻了《建文出亡实录》一篇。

[20]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 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建文书法拟十六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

[24]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  朱鹭《建文书法拟·焦竑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6]  张朝瑞《忠节录·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7]  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8] 《澹园集》卷二二《书致身录考后》，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7年版。

[29] 参见《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圣德”；《忠义存褒什》卷首“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节”。

[30] 参见《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圣德”；《忠义存褒什》卷首“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节”。

[31]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二十二年八月。

[32]  《忠节录》卷首《纶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  参见焦竑《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

[34]  参见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5]  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储昌祚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6] 《澹园集》卷十四《忠节录序》。

[37] 《建文朝野汇编·陈继儒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8] 《建文书法拟》卷末《拥絮迂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9] 周镳《逊国忠纪》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0] 周镳《逊国忠纪》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1]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九《三不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2] 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三《文忠列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二《殉难诸臣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二《殉难诸臣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5] 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二《何州、周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