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是我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极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多次阐述比较研究法的内涵与功用问题，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此外，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1] （p1），梁启超还在其史学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进了本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的探讨，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很多学者在研究梁启超时均涉及到梁氏的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梁氏在倡导和运用史学比较方法上的出色贡献。

一、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其史学理论的形成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在古代史家所撰写的史著中已经出现，但往往是不自觉的运用。“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来，是始于近代，并且与梁启超的名字相联系。梁启超作为近代史学大师，大力倡导比较研究，他一方面评价了传统史家对比较方法的恰当运用和成功之处，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还追溯了比较方法的起源，对比较方法的内涵和功用在理论上进行了阐释，堪称“开比较史学的先河”[2]。

比较方法是鉴别和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故古代史家中能将之运用于治史者也不乏其人。比如乾嘉史学中已有比较方法的实际运用，朴学家在辨伪、正误、校雠过程中常常把不同版本、不同行文、不同记事拿来进行比较，以期得出真确的史料，完善他们的考据工作。考据家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更是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3]（p1），堪称传统史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近代重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的史学大师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对赵翼著作的这一特点多有论述，言辞中流露出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充分肯定，并显示出他极力向人们提倡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倾向。梁启超将《廿二史札记》作为国学入门书目之一，因为“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4]（p12）。此类论述在梁氏著作中屡有见到。梁启超之所以多次论及赵翼之书，这是因为赵翼深得比较之义，对史学比较

方法的运用范围较广，使其书有别于其他考证著作。故梁启超说：“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5]（p39）这里，梁启超正式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将比较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予以确认。

但是传统史家的比较研究“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6]，并且只是从治史的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所倡导的比较研究已经与乾嘉史家不同，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他已经不限于考据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要进一步求得对历史真相、历史特点以及历史演进之法则性的理解。梁启超曾说：“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7]（p109）可见，要求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异同比较，已经不再是纯经验的运用，它已经作为一种治史方法明确地提出来，并且要求治史者自觉地对之加以运用。

研读梁启超丰富的史学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他除了提出“比较研究”这一概念之外，还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渊源、内涵和意义作了初步的说明和阐释。他对史学比较方法的论述散见于诸多的史学篇目之中，本文试图作初步的梳理，以彰显梁氏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之功绩。

关于比较方法的渊源，梁启超认为，史学比较方法的最初运用，可以追溯到《礼记》中的 “属辞比事”。他说：“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因为 “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8]（p95）。我们在梁氏对《廿二史札记》的多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认识。他说：“彼（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8]（p291-292）“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9]（p96）“‘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7]（p26）可见，在梁启超看来，“比事”与比较方法的实质是相通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比较方法称为“比观法”，可以说是“比事”之意的进一步引申。

梁启超提倡史学比较方法，必然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说明：

首先，什么是史学比较方法？一般来说，要想对事物进行说明，首先要对事物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释。尽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内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但他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

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7] (p63-64)

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5] (p45)

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65)

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9] (p78)

综而观之，梁启超一方面注意到比较研究是在“若干事”、“多数”（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进行，一事项本身无法进行比较这一比较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他还强调，比较要在“同类之若干事”、“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同类或相似之事项”中进行，毫无干系的事物之间无法进行比较。这两个问题是当今比较史学探讨的可比性问题。我国系统的比较史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范达人在《当代比较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有条件的，“首先的一条是，必须是可比的。拿来作比较的历史事物，从一定角度讲，应是可以比较的。不能把没有任何角度联系的事物加以比较。”[10] (p12)可见，他们的认识实际上是相一致的。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便对史学比较研究具有如此认识，以此即见其卓识。

其次，为什么要运用史学比较方法？即比较研究的功用及意义是什么。历史研究有事实判断、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功用及意义的论述同样触及到这些层面：

（一）辨史实。这属于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事实判断，对于考证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梁启超看来，“史料以求真为尚” ，而与“真”相对的是“误”与“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7] (p71)。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9] (p2)。通过比较，辨别真伪，“参互勘校”，往往可以找到辨别史实真伪的突破口，使历史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之进步的表现之一便是“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而比较研究是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7] (P1)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在考证学中以求真为目的和旨归的比较方法是客观估定史料价值的手段，在近代史学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中功不可没。

此外，利用比较方法，还可以促进史学新见解的产生，也可以得见时代精神，深化史学认识。这些都有助于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事实作出真实合理的判断和思考。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会十全十美，在史料鉴别中，梁启超指出了比较方法的局限性：“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 65)

（二）析缘由。这属于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判断。析缘由也就是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寻求因果关系。梁启超十分强调明晰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识的不二法门”[11] (p5)，并且他自己也 “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7] (p57)。推“所以然”，也就是使读者形成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思路，培养研究事物因果关系的兴趣。梁启超在对乾嘉考据著作《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和《诸史考异》进行比较时突出强调了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 [5](p39)的著述特点。一方面，他指出了赵翼著作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运用比较研究具有探寻盛衰治乱之原，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此外，梁氏在《新史学》中也提到“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12] (p10)，注意进行中外古今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它在寻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即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认识在当代史家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手段，它的最大功用就是要辨异同，析缘由，分析事物本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庞卓恒先生所说：“各种类型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共同的首要目的或功用，就是通过比较研究或比较考察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包括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发生、发展、消亡或成败兴废的共通之理，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就是要通过比较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13] (p4)可见，将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自梁启超以来代代史家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