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嘉道年间十分兴盛，探寻其兴起、发展到繁荣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研究直接源起于新疆地方方志的修纂，这类著作后因张格尔之乱的发生而受到时人关注，又因其中所包含的当代西北知识与边疆治理思想十分切合于当时知识界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思潮，于是西北史地研究成为嘉道学术中的一门“显学”。

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现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整体面貌，以期更好地显现学术史的真实、生动与丰富。     

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

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之例，每门皆立小序，以叙著述之意；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说三者互相参证，尤其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核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同时也撰写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

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体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为一部清朝当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还加有注解。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见道光四年（1824）彭邦畴跋本。[2]《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文献之滥觞，因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3]。徐松周历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证古，著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撰成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此二书的初稿在伊犁时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时间却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初步确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当时史地研究者誉为“巨子”。

徐松不仅在各书刊刻前不断增删，即使印行后他也还是校订不辍。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间无法读到的著作与史料都被补充入内；而在《西域水道记》的书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行世。[6]于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说，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

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种主要的资料支撑：国史官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为主的有关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无论就质还是量言，都得到了极好的继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历南北的实地考察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而且，传统典籍记载、学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几乎令祁韵士望而却步的资料，徐松也都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国史中征引频率最高的几种是《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河源纪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赋》中，徐松在开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义“西域”的地理范围时，采用的即是《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个区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记》中，对各河流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实、民族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于《平定准噶尔方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所记内容。徐松的著作中，对于私家笔记类著作资料的吸收也超过了祁韵士，当时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纪略》、洪亮吉《天山客话》、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等在《西域水道记》中都屡被征引。

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汉唐以及蒙元的史料与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祁韵士早有认识，但受个人的学识特点所限，他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献，自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水经》、从新旧唐书到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其种类遍及正史、杂记、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经，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充分吸收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还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义之外的规范意义。《西域同文志》在官修书籍中较早就作为一种统一名称的工具书被使用了，但这主要不是考虑其对学术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满足政治统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加之他们又使用着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关人名、地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音译字，易生歧义，如称渥巴锡为乌布沙，舍棱为舍楞等[9]，这些都为用兵西北，实施统治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纲领，有所遵循，稗无踳驳舛讹之虞”[10]。但直到祁韵士修志时期，并没有将《西域同文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书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对于南疆三城：喀什噶尔、乌什与库车等地的名称解释与《西域同文志》不同[11]。比祁韵士稍晚些时候，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纂有《回疆通志》，在书前的例言中，称“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1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从最早武英殿付印的《钦定新疆识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书中所记名称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进行统一，这成为他的诸书刊付印行前的一项必要的工作。据朱玉麒对于《新疆赋》一书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疆赋》稿本与今天流传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尔岭”、“喀喇沙尔”[13]，在刻本中都根据《西域同文志》分别改为了“木素尔岭”、“哈喇沙尔”，这与《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过统一划定的《西域图志》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徐松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规范，这就为学人研究之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在程恩泽的诗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中间” 、“两赋已倾耶律博，一编还证小颜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泽不仅阅读过《新疆赋》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书，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亲手摹拓的《姜行本纪功碑》。何绍基也在与徐松等人“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27]的论学中了解着“西域与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笔下，也记录了不少从徐松处获取的西北知识。[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30]。

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