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4］，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5］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据此可见，裴氏所提出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方面的原则性意见，均具有较强的史学批评性质，而在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裴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史家的著史态度和识见的高下，也就是说对史家的主体修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对史家的一系列要求，更具史学意义。下面我们讨论这一问题。

 

对史家的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直笔实录精神，一开始就将对史家的评论重点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态度上，裴氏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政治环境对史家的态度影响最深最普遍，用史书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本国政权争正统是隐恶扬善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对当时史书普遍存在的“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6］的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陈寿著史亦有此弊。如写官渡之战，“绍众十余万”，而操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力量悬殊而曹获大胜。裴氏对“兵不满万”进行驳难，条列史料说明“未应如是之少”，并揭示陈寿“欲以少见奇”以夸大曹操战绩的用心，斥之为“非其实录”［7］。记载魏晋换代中陈寿有回护司马氏的倾向，如高贵乡公被司马昭部党所杀一事，仅以“高贵乡公卒”一语带过。裴注却连引六家记载补充了被杀的经过，显然是对陈寿回护做法的纠正。

裴氏认为“以爱憎为厚薄”的著史态度“亏于雅体”，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孙盛《魏氏春秋》为美言孔融八岁小儿，极言其聪明特达，玄了祸福，见父被执而竟无变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闲逸乐的神态。裴氏指出孙盛原本为博取美谈，却适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废念父之情，“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8］。再如习凿齿痛恨司马氏，在《汉晋春秋》中将曹髦的葬礼写得很冷清，说明司马氏失礼。裴氏指出：“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并总结了人们在认识上极易出现的通病。即“一不为善，众美皆亡”［9］的偏颇。这说明裴氏强调客观性，客观地认识问题是其史学思想科学化的保障。基于此，他对史家著史中随意改动史料极为反感，在《魏书·武帝纪注》中批评孙盛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在《魏书·王凌传注》中批评习凿齿说：“（《汉晋春秋》所记）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自习氏，且制言治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而对袁暐《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的批评最为激烈。在《荀彧传注》中指斥袁暐之书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在《袁术传注》中并斥二人说：“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所不取者也。”

对诬罔视听之作的深恶痛绝，正是其对当时虚妄史风的反击，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态度的原则，即“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他在《蜀书·庞统传注》中说：“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弟弟谋逆，兄长告发，本应免其兄死罪，但孙盛却以“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的迂阔之论来强调“王者之体”，主张严刑处置其兄。裴氏在《魏书·高柔传注》中批评其为“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实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言，不切于实”。如果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予肯定，实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这通议论，为史家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贵得当时之宜”的范例。关于荀彧一生的功过，从荀彧本传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陈、裴认识是不同的。陈寿认为荀彧虽一心匡复汉室，但一生辅翼曹操，导致君臣易位，事与愿违，是“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氏从当时实际出发，说明在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情势下，荀彧要匡复汉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实力雄厚而又以汉臣自居的曹操，这一选择的结果是“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达到了“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到曹氏代汉之势不可挽回时，荀彧“亡身殉节”，“全大政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哉”！这一分析，主要是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实际中，辩证地论定其贡献，显然又是一个“贵当时之宜”的范例。类似例证还有很多，要之强调史家要有把握主体、认识主流的识见。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既强调道德品质的可靠，爱好感情的纯正，又应有理性认识的深邃，辨章事理的公平，而这些修养又必须放在对客观史事与人物的处理上来检验，看其能否尊重实际，认识实际，从实际出发来反映实际。只有这样，史家才能出以公心，撰成实录。而只有实录，才能标志其真正价值。

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体必备的史识、史德条件，应该说对后世史评家在史识，史德的研究探讨上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史料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蓬勃发展，使史料文献在精密的分类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学逐步形成。在如何运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裴松之亦有精辟论述和实践经验。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意为绘画用多种色彩成文，才能使画面斑烂绚丽；蜜蜂兼采多种花粉酿蜜，才能使甘甜超过花蜜。史家撰著史书也要广收博采史料，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史书。为此，他注《三国志》，“奉寻旨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做了大量收集、鉴别、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献典籍为主，前后引用书目达２２０种之多［10］注文多达３２万字，接近本文字数［11］。就此可见其收罗之广泛。在辨明和印证史事时，注文往往引多种史料，如原文“高贵乡公卒”一句，注文连用六家史料，字数达６３５字之多［12］，取得了“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效果，将司马昭阴谋篡权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解开了历史疑团。裴氏还注意录用所见所闻的活史料，如在《吴书·孙权传注》中说：“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在《蜀书·李恢传注》中说：“松之讯之蜀人云：‘ｘｉá＠①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在《魏书·三少帝纪注》中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所有这些典籍的或实访的史料，经过历史的沧桑变革，均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献。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

裴氏在总结史料致误致伪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史家著史态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对史家的政治倾向、个人爱憎、识见高低做过分析，此外裴氏还分析致误致伪的几种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动，附益推演，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等。前文所讲习凿齿之“自造”、“推演”，孙盛之“生意改之”等情况，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嵇康见孙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说法不一，裴氏在《魏书·嵇康传注》中指出：“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襄阳记》与《汉晋春秋》记董恢之议论“辞亦小异”，裴氏在《蜀书·董允传注》中批评说：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就连被裴氏誉之为“事多审正”的陈寿，亦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孙刘联盟一事，陈寿在《鲁肃传》中说首议者为鲁肃，在《诸葛亮传》中又说是诸葛亮，裴氏在《吴书·鲁肃传注》中说：“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照抄误传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记有辛毗一段议论，裴氏认为其“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不会是秉性刚正的辛毗说的。但“《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裴氏在《魏书·辛毗传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诬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将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说成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求见刘备的，裴氏在《诸葛亮传注》中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至于说到“敌国传闻之言”，裴氏在《蜀书·魏延传注》中强调“不得与本传争审”，即更不能引以为据。

关于称荐、家传、谱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辞，不可全信，要做分析。这点在当时注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中，尤有重要意义，对这种史料不作详审而照抄，必致虚妄不实以讹传讹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其在青年时期就上表做过批评提过建议，在《三国志注》中，又屡有揭批。如在《魏书·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指《资别传》为刘放、孙资之负国之言作开脱，是因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认为“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他相信这种真伪相蒙的史料，经过史家的详审惩妄，总会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实践与对世人的提示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见裴氏注《三国志》的用心，已远远超出“注”的范围，他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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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以下凡引自《三国志》者，仅标其传名）。

［2］《魏书·文帝纪注》

［3］《蜀书·关羽传注》

［4］《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注》

［5］《魏书·阎温传注》

［6］《吴书·鲁肃传注》

［7］《魏书·武帝纪注》

［8］《魏书·崔琰传注》

［9］《魏书·三少帝纪注》

［10］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11］本文字数３６万。据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一文统计。载于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12］《魏书·三少帝纪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广下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