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