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研究他对史馆修史的评论。刘知几以系统总结唐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为己任，这个总结自然也包括了对史馆修史的评论。设馆修史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刘知几在其兴盛之时却给它那么多的批评，这一批评的科学程度及其实践价值，便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困惑：是刘知几评论偏激呢，还是史馆修史本应受到批评？或者两者都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个明辨是非的事，它对我们现在的史学事业也有参考意义。因撰此文，以求方家是正。 

        

一、来有源而去有踪，史馆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必然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史官修史的制度。这些史官，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我国古代史学的建立及其发展，同史官修史的制度有极大关系。史官修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设馆修史。我们所说的史馆制度只是史官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即是说，在史馆出现之前，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负责史书的编撰。而史馆，便是史官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说，东汉的兰台、东观，本是“当时著述之所”，应是史馆的起源。此后，北魏设修史局，监修国史，它实际上就是史馆。北齐把修史局易名为史馆，宰相兼领其事，称监修国史，可说已粗具史馆规模。至隋，史馆内部已有分工，可同时撰写数史。唐初沿隋史馆旧制。然自东汉至唐初虽有史馆修史的事实，却未能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到了唐太宗时代，史馆修史制度方正式建立了。 

    史馆修史制度确立以后，每一新朝建立，照例为前朝修史。同时，撰写当代史，即实录和国史。自唐开始，每当一个皇帝死后，嗣位新君即命史馆撰修大行皇帝实录，并根据实录撰写国史，以后沿为定制。因此，我国历朝“正史”得以连续不断，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帝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事业长足发展。造纸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学校教育的扩大，科举制度的兴起，都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体现。设馆修史便是充实和发展封建文化的一项基本工作。设馆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的必然要求。为确保政治统一局面，必须有统一思想的措施，所以设馆修史，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唐高祖于武德五年（６２２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贞观十年（６３６年），房玄龄、魏征等人把修成的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大为赞赏。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杨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意，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５５４《国史部·恩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唐太宗“以史为镜”的用意在此。 

    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之前，史书以私修为多。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利害而遭横祸，如北魏崔浩撰写国史，直书无隐，便遭诋毁，坐夷三族，受株连者百余人，因而后人便相戒不轻易作史。至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因而私家修史之风日杀。况且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而修一代之史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史馆修史，既能广泛利用官藏图书，又能利用众人之力，即使是相当浩大的工程，也容易指日完成。不过，史馆已是封建国家完全垄断的修史机构，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是封建国家实行史学专制主义的象征和标志。 

    基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史馆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历史上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既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史学领域里的体现，这种史学的专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益加剧。不少正直的史家以直书见诛的悲惨结局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干预。隋文帝禁止私家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诏书提供了封建统治者垄断史学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官，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看到史馆修史的正负两个方面，才算是公允之见。 

    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他在《史通》一书中，除了在《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里系统评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源流外，还在《自叙》、《辨职》、《忤时》等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史馆修史。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上述可知，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实取客观态度，他叙述史官制度的演变本身，就是对这一制度之历史作用的承认。《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馆，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看来，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其次，刘知几对唐代史馆修史确实有许多批评意见，有些意见则是触及史馆制度的根本的。正是这些意见，显示了刘知几之史学批评家的特色，是其史学理论之闪光的部分之一。质言之，这批评意见触及了史馆修史制度之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有关这些，本文将在下面具体分析。 

    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来看，方得出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的全面意见。也就是说，刘知几对史馆有肯定也有批评，而史馆的出现有进步意义亦有消极因素。因此，我们不必一看到刘知几声讨史馆就把他同史馆对立起来，做出要么是刘氏偏激，要么是史馆一无是处的结论。 

        

二、知之深则言之切，知几批评史馆是其史学思想最闪光的部分之一 

 

    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其一，如前所述，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具备有比其他史家更系统全面的关于史官制度的历史知识，这种知识的准备和卓越的史识，使他能宏观考察史官制度的沿革变迁及得失利弊。这充分说明批评史馆修史有非常充足的历史依据。其二，刘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置身史馆修史数十载，对史馆修史有着深刻的感受。这种真情实感是用自己一生的实践遭遇换来的，它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史学生涯之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他在《自叙》中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如实地透露了一个矛盾，即史馆修史同知几实现其“志”其“道”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知几发表他对史馆的看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上述两点，足可说明刘知几对史馆修史有充分发言权，是知之甚深的。知之深则言之切。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刘知几对史馆修史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