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另一表现，是史家各对本朝夸胜讳败，对他国去美溢恶。这种风气，唐初史臣也未能认真加以纠正，而因袭旧史之文，沿用了错误的材料和观点。刘知几《史通》对此多有揭发，宋人王应麒《困学纪闻》卷１３也举例说：“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正观《应作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他又引据《史通》所论，批评《晋书》取舍不当，前后牴牾等缺失，“晁子（公武）至亦谓晋史丛冗最甚。”表示有同感。 

         

三、《晋书》内容的缺失和编纂方法的不当 

 

    《晋书》成于众手，分工撰录，缺乏“才、学、识”兼具的优秀史家予以贯统润色。卒编之际，校阅不细，以致大事漏载者，一事数载，淆乱不清或前后矛盾者，体例安排，人物诠配不当者，所在不少。如西晋初年汲冢书的发现，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就引起轰动。但《晋书》记载其时却含糊不清。《武帝纪》云在咸宁五年（２７９年），《束皙传》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晋书》修成的《隋书·经籍志》不知何所据而云在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近人朱希祖作《汲冢书考》引张学淇《竹书纪年考证》，顺理诸说，以咸宁五年十月盗发汲冢书出；次年，即太康元年报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书。朱希祖先生不过把众说加以条贯而已，推测之言，并无确证。汲冢出土竹书及文物一事，去唐未远，诸家晋史和官方纪录存者尚众，如果唐初史官能详加考定，就不致留下这个疑团了。 

    史家应注重时间观念，不可随意忽略移易。《晋书》则不然，至有漏记年号，以致叙事时间错乱者。如晋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号行９年，至公元３００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纪》竟不记元康年号，一直以永平年号记元康年间事。又，公元４０２年，东晋安帝改隆安年号为元兴。是年，桓玄举兵入京师，取消元兴，复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元兴。《安帝纪》载桓玄入京师，而复隆安，改大亨年号事不见载，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晋书》之文多抄旧史，旧史缺则缺，错则错，前后矛盾亦仍旧观，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于晋太康三年所修《地记》。太康三年以后之地理沿革，《晋书·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侨置县，仅存大概，十六国疆域，则语焉不详。该志还抄沈约《宋书·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时地名移于晋代，讹误甚多。至于叙事前后矛盾，则更为常见。吕思勉先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于第五章《东晋中叶形势》，举《晋书·简文帝纪》末段所云“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ｍǎｎ＠① 献之辈”为例，指出：“《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也。”这就道出了《晋书》载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是好博采而不求信实。唐刘知几也曾批评“皇朝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指导思想不对头。吕先生所论，与刘氏可谓古今同调。 

    《晋书》义例考求不精，类传人物有诠次不当之病。如《孝友传》叙１４人事，孝友言行并不多，大都杂入神怪、梦幻、诡异之事。即使用封建的眼光来看，也大大有损于这些“孝友”人物的示范作用。按有些人物的事迹，当入别的类传，而叙入“孝友”，类非其伦。如王裒以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内心不愿臣服晋朝，以孝母为名，拒不出仕，实一抗节隐士。另一人物庾袞，其父生前令他戒酒。父死，庾袞常醉饮如故。醉后则自杖三十，以处罚自己。其行为颇滑稽，全不类孝友，亦入该传。这样做的缘故，可能是作者立传贪多求广。类目既立，传主人数不敷，只得生硬拼凑。 

    《晋书》的文风也不佳，因袭六朝风习，好事雕饰，华而不实，观唐太宗所作四篇论即可见一斑。其论文字讲对偶，刻意辞藻。此风经唐太宗倡导示范，史臣当然竭力仿效。不唯《晋书》如此，唐初官修史书文风普遍不好。而这种文风又是自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论道：“自兹以降（指史、汉以后诸史），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又说：“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鸟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刘氏认为，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史家文风愈趋愈劣，到魏晋六朝，至为严重，唐初官修史书，未能力矫积弊。我们试读《晋书》，就会感到刘氏的批评是痛切时弊的。 

         

四、《晋书》质量不高的原因及对它的总评价 

 

    以上所举《晋书》的缺点，在两晋以下众多史书中普遍存在，说明是久已流行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荣发展，史家辈出，著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记》、《汉书》，师仿马、班，在完善纪传体史书体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也还笔力雅健。但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史风在滋长，致使《史记》、《汉书》的体制成为定式。作史又多文詠之士，好炫文采，不务求实。积习相沿二百余年，至唐初官修诸史时，不易一下子纠正。加之唐王朝设馆修史，由政府聚官书，调集人员，分工撰录，虽有人负责商定义例，但体式已定，分撰者不过按成式堆砌材料而已。《晋书》作者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动议修前代史，《周书》即由他领衔主修。贞观十五年，又受诏与长孙无忌先后修《五代史志》，又过５年，才有修《晋书》之诏。此时，唐史馆已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经验，令狐德棻也久参其事，并且受诏与敬播等人“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实有统摄全局的重任。但史馆工作，已成一定之规，二、三史家，也难以改弦更张。史馆制度建立之初出现的诸种弊端，终封建之世也未能医治。《晋书》质量不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晋书》尽管质量较差，问题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两晋全史，是研究晋史，乃至三国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故在古代史籍中仍占重要地位。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时代。在此之前，汉族建立的秦、汉王朝占据中原，其他少数民族僻处四境，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差距较大，常常称藩臣服。东汉、三国时期，北方的匈奴等族时叛时服，内附时候居多。自西晋末年开始，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他们带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徙入中原地带，建立政权，和当地汉族人民杂处，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的痛苦，但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些战争乃是大河奔流，不可避免地夹带着的风涛。《晋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内徙中原，驰骋疆场所掀起的颇为壮观的历史风涛。受到少数部族武装势力猛烈冲击的西晋政权是由腐朽的士族大地主支持的。这个集团忙于淫乐，他们的代表－－西晋开国君臣缺乏经国远虑，平吴之后，立即陷入各方面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之中。在维护共同的政治特权方面，西晋王室实行五等爵分封之制，任官则沿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五等分封带来的恶果是“八王之乱”；九品中正制的后果是导致官僚集团和士族子弟的骄惰昏庸。《晋书》纪、传部分反映了西晋初年士族＠② 贵把持朝政，险跛小人用事的政治局面，反映了贵族和士族贪婪、放纵的没落气象。这种情况，到东晋初年也未见改观。强敌压境，除少数人振作御侮外，多数官僚贵族依旧不减荒唐，或清谈不已，或竟夸豪奢，对国家社会完全抱不负责任态度。《晋书》中相当篇幅的人物传记描绘了这一群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心灵和面孔。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玄学兴起，至晋大盛。这是我国思想史上一大变迁。以玄学为中心内容的清谈之风盛行于士大夫阶层，大多数清谈家优游自恣，放浪形骸，有的甚至蔑弃礼法，提出“去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观王衍、乐广、嵇康、阮籍等人传，可以概见此种士风。玄学思潮冲击名教观念，对发展思辨哲学有积极意义，但清谈误国也是事实。清谈家从消极方面发展老庄人生哲学，对国家和社会抱不负责任态度。《晋书》的记载给人留下了士风颓废以至于动摇国本的历史教训。 

    总之，我们对《晋书》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它在编纂方法和编纂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质量无法与《史记》、《汉书》及其他优秀史书相比；另一方面，它以较为丰富的材料，反映了两晋时代的历史面貌和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史鉴”的作用，则应予以肯定。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 原字赫改赤为报去�� 

    ＠② 原字勋下加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