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史家孙盛，亦不避强御，据实以书。他撰《晋阳秋》，起于晋宣帝，终于晋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例如，３６９年（太和四年），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坊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坊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尽管孙盛坚决不许更改自己的著作，但后来诸子还是偷偷地改了。孙盛在愤怒之余，私下严格按照据事直书的原则写定两本，寄于辽东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司马曜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与孙盛之于所改写的本子相对照，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尤其是有些史家为求历史真实，别说饔飧不继，就是死难临头，也毫不介意。北魏崔浩与高允等人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10］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１２８人。浩获罪时，世祖拓跋焘召高允曰：“国书皆浩作否？”允对曰：“臣与浩同作，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时拓跋晃为太子，诬允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高允当即反驳道：“臣谬参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其刚正不屈，令人钦佩。就连世祖也不得不慨叹道：“直哉！临死不移，贞臣也。”［11］ 

    （二）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是超然物外，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的秉笔直书的中正之士。尤其是在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不允许史家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坚持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凡为陈寿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如直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进号魏王”等。章太炎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12］清赵翼亦云：“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13］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都受到范晔的讴歌与称道。相反，对那些祸国殃民者，则进行严厉的鞭挞。凡所为之立传者，必先于当世有所作为，否则，即令公侯将相，也不为其立传。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 

    （三）立足史实、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立足史实、不取人情作为“直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不乏具有这种正直精神的史家，三国吴韦曜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韦曜撰《吴书》时，吴帝孙皓请求为其父孙和作本纪，韦曜以孙和未登帝位为由，拒绝了孙皓请求，而将和编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14］。这种立足史实、坚持原则、不取人情的精神，是一个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重要条件。 

         

三 

 

    对于一个史家来说，他之所以会采取“直书”或“曲笔”的手法，表面看来是受该史家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既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实际上是由史家的社会历史观所决定的。因为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史家的行为方式－－进步的或者说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落后的或者说是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而“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正是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和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直接作用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凡是具有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家；凡是具有落后的或者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曲笔隐讳的史家。上文论及的干宝、孙盛、范晔等人之所以能够据实以书，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干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坚决否定人死魂灵犹在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应，在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时，面对西晋王朝迅速倾覆的现实，很多史家凭着阶级的本能，都在寻找它的根源，有的蹈袭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把贾后当作亡国之因；有的囿于一端，仅仅从直接体验中视玄虚放诞之风为亡国之由。与此相反，干宝则强调指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15］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杀、争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相攻”与“争夺”，使得天下“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16］。由此出发，他上溯西晋开国之初，下及愍帝之末，历数昏君无能，朝臣植党营私所造成的社会弊端。通过正确地分析西晋５０多年的历史，总结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哉！”［17］他认识到晋室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18］这就批判了那种把贾南风当作亡国之因的唯心史观。孙盛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针对当时神不灭论者的荒谬之说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19］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否定了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孙盛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在“天命”。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ｈｕì＠①木，危若窠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20］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这样，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21］，历史的发展使然。范晔反对佛教所宣扬的人死精神不灭的说教。《宋书·范晔传》曾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甚至在他临上刑场之前，还托人“寄语何仆射（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报应。”因而，在《后汉书》中，也不时流露出范晔对佛教和谶纬迷信之学的怀疑与否定。如他在《西域传》中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如他在《张衡传》中揭露图谶的虚妄说：“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因此他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进步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家必然采取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同理，陈寿、沈约、萧子显等人所采取的曲笔手法也是由他们落后的历史观所决定的。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为巩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沈约更是一个有神论者，不仅整个《宋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还以《天文》、《符端》、《五行》三志十二卷的篇幅，集中宣扬天命思想，并通过对符命、望气、灾异、谶书等的记载，来证明天命有数和皇权神授之应验。萧子显《南齐书》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天命思想，认为王朝的更替完全是天意的安排，人只能随从天意，而不能违背天意。 

    ［1］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多回护》。 

    ［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 

    ［3］［4］《北齐书·魏收传》。 

    ［5］［10］《史通·古今正史》。 

    ［6］《困学纪闻》卷一四。 

    ［7］［8］［15］［16］［17］［18］《文选·晋纪总论》。 

    ［9］《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 

    ［11］以上引文俱见《魏书·高允传》。 

    ［12］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13］《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14］《三国志·韦曜传》。 

    ［19］《弘明集》卷五《与罗君章书》。 

    ［20］［21］《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病改丙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