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充满感情地说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又说郑樵是以“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迁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郑樵作为一介书生，基本上是依靠一己之力，却编纂成一部章学诚誉之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的《通志》，这究竟有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的学术质量有何影响？本文拟对此试加探讨。 

             

一 

 

    关于郑樵编纂《通志》的客观条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归纳分析。 

    第一方面，“会通”的学术传统和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影响。 

    郑樵之所以能够编纂一部“会通”的《通志》，从学术思想来看，是因为有着自孔子以来“会通”的治学传统的长期流衍与影响。郑樵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注：《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又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在追溯“会通之义”的学术渊源时，极为推崇孔子和司马迁的为人和著作，指出：“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氏司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修史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注：《通志总序》，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页。） 

    当然，事实上“会通”的学术传统思想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孔子和司马迁其人其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云：“梁武帝以（司马）迁、（班）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综录略仿乎孔（谊）、萧（统），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在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盛。” 

    由此可见，在郑樵编纂《通志》之前，中国“会通”的学术传统及其实践自孔子、司马迁以来一直有发扬光大者，由此在南朝、中唐和北宋产生了具有创新意义、学术影响深远的三种体现“通”之义的史学著作，这就是梁武帝组织编纂的纪传体《通史》、杜佑的政典体《通典》和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三部著作郑樵在《通志·总序》阐述“会通”之义时虽然没有被引以为例证，但实际上对他编纂《通志》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上引章学诚所言，郑樵的《通志》在体裁上是直接承继梁武帝的纪传体《通史》而来。 

    就学术积累而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成果到两宋之际已经有了空前丰富的积淀。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经、史、子、集四部共14466部、89666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甲（经）部共597部、9505卷，乙（史）部有857部、29201卷，丙（子）部有967部、22767卷，丁（集）部有856部、17748卷，合计共3277部、79221卷。宋人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下八分书”（注：［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46，《人物》“郑樵”，《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8册，第9页。）。可见，两宋之际存在的丰富的文化学术积累，是郑樵治学和著书立说的客观基础。 

    以郑樵最引为自豪的《通志·二十略》为例。他对自己的“二十略”的创造性作如此评价：“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其五略即礼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所谓十五略，即氏族略、六书略、六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不过，他这种忽略前人成果的自我评价有不小的片面性，事实上，即使是“十五略”，多数也是建立在采摭前人的专题研究成果之上的。所以，后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01《经籍二十八》“郑夹漈通志略”中，清人在《四库全书》卷五十等对此都有所指责，我们不能把这些批评都简单地说成是没有依据的偏见。当然，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抄袭或选编，其“精要”正如章学诚所为之申辩的，主要“在乎义例”；“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5页。）。我们认为，只有不讳言《通志·二十略》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基础上创新，才是合乎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并不会动摇郑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第二方面，宋代福建的社会环境。 

    上述的学术方面存在的客观条件，对于众多的文人学者来说具有一般性的或普遍性意义。而对于郑樵来说，宋代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为他编纂《通志》所提供的客观社会环境具有特殊意义。 

    郑樵在完成《通志》的编纂之前，除了绍兴十八年（1148年）冬动身赴临安献书，绍兴十九年（1149年）返乡，以及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应宋高宗特召赴阙之外，大部分时间基本上盘桓于八闽的山水之间。也就是说，他的知识积累和实地考察绝大多数是在福建完成的，福建地区为他编纂《通志》提供了主要的人文和物质基础。 

    宋代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曾在《试论两宋八闽文化的发展》（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中，就宋代福建文化飞跃发展的诸多标志及其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原因作过初步分析。这里仅结合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客观条件的具体命题申论一二。 

    1.繁多的科举成果与良好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 

    郑樵自言：“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去往曾不容吝。”（注：《夹漈遗稿》卷二，《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页。）他如饥似渴的读书欲望和持之以恒的长期学术积累之所以能得到实现，乃得益于当时福建尤其是莆田一带极其丰富的藏书。而这种客观文化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福建繁多的科举成果与良好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宋代由唐朝的长安东移至开封又南移至临安，以致于“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同时宋代科举制度无论是取士名额还是及第后的待遇都远远比唐代优惠，因此宋代福建士人通过科举入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据《闽大记》的记载统计，福建人进士及第者唐代有58人，到北宋增至2503人，到南宋又增为3482人。以莆田为例，地方史志称：“莆邑地虽僻小，而文物之盛甲于闽中。其科第自唐贞元七年林藻擢进士第始，历十五代仅十三人而已。至宋时大盛，遂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语。”“宋代三百年间，莆邑之人，举进士者八百二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九百八人。”（注：［清］林扬祖编纂：《莆田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宋代福建士人由科举而入仁的空前盛况，既是福建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成为促进当地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因，从而使得福建民间的读书风气浓厚、福建民间藏书丰富、应试举子与及第进士的人数不断增长，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也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