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涉及范围甚广的瘟疫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危害也十分明显。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口损减。在当时的史籍中有大量“死亡无算”、“死者枕藉”之类的记载。比如：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大疫，死者盈路。沈归愚先生诗：“故鬼连新鬼，招魂不返魂。”纪实也。（注：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第5a页，见《三松堂集》，同治九年刊本。）
迨（乾隆）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民死者相枕藉。棺木无办，以盐包、芦席裹尸甚众。（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集成·江苏”，第23册，第357页。）
（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注：光绪《周庄镇志》卷六《杂记》，乡镇志专辑第6册，第591页。）
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大户犹可，小户有合门待毙者，……死者不可胜计。（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杂记》，“丛书”第5种，第6册，第3516页。）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次大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并给时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究竟死了多少？限于资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笔者曾就记载相对较多的苏州和丹徒地区做一个粗略的估算，认为疫死率大致在2％～3％之间，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注：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尽管如此，瘟疫给当时人带来的心理冲击依然很大。可能因为当年的灾荒较重，早在二十年秋七月，就有传言称“瘟疫将起，居民写三字粘门壁，云可厌祟，愚蠢相传，几于户遍”（注：诸畮香：《明斋小识》卷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版，第28册，第54页。）。瘟疫盛行后，一时人心惶惶，都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以免被传染。比如，在苏州城内，“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注：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第187页。） 同时，二十年的冬天，可能是因为天气较为干燥的缘故，在一些农村出现所谓阴灯现象：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南湖等处，夜有盗船屯集，高悬号灯，闪烁水面，荡漾而来。诸凡殷实之家，纠集勇壮，击柝鸣金，火枪弓弩，各为守御，惊惶累月，至有迁匿城中者。但至日间，毫无踪迹。迨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注：嘉庆《贞丰里志》卷下《杂录》，第6册，第443页。）
乾隆二十年冬月，夜间同里一方田野湖滨火光如炬，有人马舟帜之形，村人鸣锣竞逐，始疑盗起，乃聚散无常，知为阴兵也，弥月方息，明年春夏之交，疫病大起，死者无算。（注：嘉庆《（吴江）同里志》卷一一《杂录》，乡镇志专辑第12册，第79页。）
由于这种不常见的现象出现之后，恰好发生了瘟疫，于是人们也就很自然地将这两者联系了起来，并找出历史的根据，认为“阴灯主疫，不独于今矣”（注：光绪《周庄镇志》卷六《杂记》，乡镇志专辑第6册，第591页。）。流言的出现，将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胡乱”联系在一起，在瘟疫盛行的年代，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对此，若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很容易视之为“迷信”，叱之为“愚昧”，但实际上，这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心理的无助，同时，这也是他们寻找安慰的一种手段。无论何时，面对自然，人类总会有种种的无奈和迷惘，这样的行为，至少对当时来说，对缓解民众的心理压力和稳定社会秩序都可能不无益处。
与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救济相比，国家对疫病的救疗基本缺乏制度性的规定。（注：参阅拙文《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初探——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所以从国家的官书中，我们也很难发现国家对这次瘟疫采取过什么行动。不过，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是说国家会完全坐视不管，实际上养育民众、爱民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特别是对地方官府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也会采取一些救治措施。在这次瘟疫中，有些地方文献谈到，有司延医设局诊治染疫民众。比如：
（苏州发生疫情后）郡守张公亲祷穹窿山，触暑而殂。赵太守酉接任，设局元妙观，延医诊治，每日亲到施药，医祁正明亦染时疾死。（注：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第5a页，见《三松堂集》，同治九年刊本。）
（苏州）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杂记》，“丛书”第5种，第6册，第3516页。）
（震泽）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第23册，第357页。）
除了延医设局外，有些官员还设醮祈祷：
乙亥夏五（月），吴中亢旱。丙子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除了官府组织的救疗行为外，有些地方人士，也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救治活动：
郑思怙，字志瞻，太学生，世习医，思怙亦精其术。……乾隆丙子邑大疫，思怙门如市，贫无力者给以药，转予之钱，所入多随手尽。（注：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二九《人物·好义》，“集成·江苏”第15册，第445页。）
钱溥义，……乾隆二十年，岁饥，首创施粥，并助米千余石，……次年大疫，施槥以千计。（注：光绪《金山县志》卷二四《义行传》，“丛书”第405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4册，第988页。）
陈志学，……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志学仿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率先倡设会局，独立任为，不辞劳，不惜费，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注：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六《人物·尚义》，“丛书”第11种，第2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687页。）
全锦，字纲章，吴江人，……受学于妻伯薛雪，得其传，乾隆二十一年岁饥，民疫，锦尽心诊视，贫者辄赠钱米与药饵，多所全活。（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一《艺术》，“丛书”第5种，第5册，第2586页。）
这些救治行为究竟具有多大的成效，现在恐怕已经很难评估，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这些行为对挽救民众生命起到过一定作用，而且包括像祈祷之类的行为，对安定民众的心理，应该会不无效果。至于现代常见的有组织隔离等行为，在我们见到的史料中并未发现。
四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是人们有关瘟疫成因耳熟能详的俗语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绝对正确，比如嘉道之际的江南地区，嘉庆十九年普遍大旱，道光三年，则有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降临该地，但这两次灾患之后，只有很少的县发生疫情；相反，道光元年前后，并无什么灾情，有不少地方甚至连岁丰稔，却出现了清代最为严重的大疫。（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第355～392页。） 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没有特别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曾通过抽样统计出，清代江南大约每7次灾荒中会出现1次瘟疫，而灾荒引起的瘟疫要占到瘟疫总数的60％以上（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160～164页。），但对灾荒与瘟疫的具体关系还缺乏揭示。
这次大灾之后的大疫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半个世纪以后，当扬州的李炳在撰著《辨疫琐言》探讨大灾与大疫之关系时，就举这次和乾隆五十一年的例子说：“语云：大荒之后必有大疫，验之信然。”（注：李炳：《辨疫琐言》，《珍本医学丛书·内科类》，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毫无疑问，这次大疫乃是由大灾造成，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下面就主要以这次灾荒为例，并适当结合其他事例对此作一探讨。
首先，大灾引起的饥寒冻馁必然会导致易感人群的大量增加，从而也就大大增加瘟疫发生的可能性。上文已经谈到，在这次瘟疫之前大饥荒中，由于官府和社会力量的及时救济，当时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大都极为悲惨，营养的不良必然导致体质的严重下降，而正气不足，病邪就容易侵入。对此，时人在谈到瘟疫的原因时，大都会指出这一点。比如，震泽名医全锦，在行医过程中认为，“有阖家传染者，半因冻馁所致”，故“辄赠赀买米煮粥，即投药饵同煮，俾共啜之，多所全活”（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集成·江苏”，第23册，第357页。）。针对二十年冬天在各地出现阴兵神灯现象，世人“或以为（疫乃）灯火之故”，而道光《分湖小识》的编纂者则指出：“然亦饥寒之所致也。”（注：道光《分湖小识》卷六《别录》下，《灾祥》，乡镇志专辑，第14册，第233页。）
其次，外因方面，灾荒之年，“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注：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卷四，赵旭初点，《疫病论》，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也就是说在兵荒之年，疫气较常年为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灾荒之年，寒暑雨熯失常，不正之气盛行，“凡疾风暴雨，酷暑严寒，四时不正之气，即为厉气，人若感之，便能为害”（注：金德：《烂喉丹痧辑要·丹痧经验阐解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75页。）。所以认为，“大疫与常疫不同”，“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据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页。） 二是灾荒战乱会导致环境的破坏。对此，当时的一首纪事诗描述道：
至此民少蘇，疫疠又相绊。……榇槥满城隅，僵尸积河畔。流脂欲成川，秽气冲霄汉。（注：林丙鸾：《亥子叹》，见民国《真如志》卷八《杂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3册，第325页。）
这种情况在灾荒之年的江南是很常见的，比如：
道光十一年（1831）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注：甘熙：《白下琐言》卷九，第10b页，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刊本。）
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秽气郁积更促使疫气严重。邵登瀛在谈到这次瘟疫的原因时，认为“途多饿莩，尸气绵亘……遂起大疫”（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页。）。
再次，当时人们虽然不无隔离防疫的观念（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223～228页。），但出于道德和政府机能等方面的因素，政府和社会并未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举措。不仅如此，当时官府和社会为救济民众饥荒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反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疫病的传染。最典型的莫过于各地普遍设立的施粥厂了。显然，前往粥厂领粥的多为贫苦之人，而他们已经或将被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又相对较大。这种情况下，施粥厂简直就无异于疫病“传播器”。比如在昆山，“春夏大疫，时承大灾之后，两邑令劝募设粥赈济饥民。民就食者病死于道，相枕藉，槥不能给，以苇席掩埋之。”（注：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三九《祥异》，“集成·江苏”，第15册，第636页。） 对此，当时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有文献就指出，“日候关筹，夜棲孤庙，风搌檐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虮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注：袁景澜撰：《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注：同治《鄞县志》卷四三《人物传》，第7a页，光绪三年刊本。） 只是由于国家并没有将此视为军国大事而着意解决，而且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救济方法取而代之，所以大都仍然沿用古老的办法。另外，在一些大的水灾中，还可能出现人们为躲避水灾，往往聚集生活于恶劣环境中的现象，这自然也会促使疫气流行。比如范光阳指出：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水复大至，暴雨风三日夜，平地涌起数丈，村落漂没，……其有就食扬州，舍于河干，席屋土门，上蒸下湿，疠疫交作……（注：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五《进士吴君万子墓志铭》，见季羡林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56册，第682页。）
由此可见，由于饥寒冻馁，民众体质下降，远较常年容易感染疾疫，而且灾荒之年病人多，死人多，环境不良，不正之气的炽烈再加上各种秽气、病气和尸气，相互交蒸，这样，兵荒之年比较容易发生瘟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历史统计学角度来说，大灾与大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必然，除了会受到一些外力因素的影响，比如新瘟疫的传入、战争等，一般来说，引发大疫的大灾必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机缘。就这次瘟疫而言，乾隆二十年虽然江南普遍发了水灾，但水患并不算很大，不过这一年气候异常却是显见的，首先是春夏之际多雨，然后夏天又相对较凉，接着各地稻田纷纷出现异虫，最后到了秋冬季节，又出现旱情。可能正是这种严重反常，导致了该年冬天许多地方出现了阴火神灯这一奇异现象。不仅如此，当年多种灾害最终导致了各地大面积饥荒现象出现，当时正是国家的救灾体系趋于完备的时期，国家、地方官府以及社会力量都没有听任不管，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拯救饥黎，为一大批贫民提供了可以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使得当时并未发生“人相食”和大规模饿毙的悲惨局面，但大量严重营养不良的贫民的存在，却于无意中为疫病的流行提供了众多的易感人群。同时，国家和社会又没有及时有效地采取必要隔离手段，防止疫病的传染，依然采用施粥这一传统的救济手段人为地促使大量贫民聚集，在客观上还起到了一定的传播疫病的不良后果。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大灾之年发生大疫的具体情境，而且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盛世中发达地区的民生状况。
据此，我们认为，当时大灾与大疫之间关系至少体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灾往往导致民众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大大降低，从而致使其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大幅提高。其次，气候的异常和环境的破坏容易引起致病微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这就有可能导致这些微生物的过度繁殖或由变异引发毒性的增强，从而发生疫情。第三，由于缺乏对疫病的正确认识，或者因为政治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使中国传统国家一直未能建立适当的疫病应对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一些举措有可能不仅无益于疫病最终防治，有时甚至反而会起到传播疫病的作用。
当然，尽管国家对疫病救疗缺乏制度性的规定，但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还是尽可能地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比如设立医药局施药诊治、施送棺槥安葬病尸、设坛祈祷等等，这些行为对挽救民众的生命、稳定民心、清洁环境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轻视甚至否定这些措施对减缓疫情的实际效用，但其对疫情的控制究竟具有多大功效，一时似乎还很难做出确定的评估，根据初步的推测，恐怕作用有限。疫情在流行数月后的平息，大概还是瘟疫自然流行规律的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