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孝悌之道，是家训族规中大力提倡的内容，认为孝悌之道是与血缘关系共生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人伦之道是宗族凝聚的粘合剂。《白虎通》在解释“族”字时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孝经》将孝道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遵循这一家族伦理，虽然说无论长上还是子嗣都要受到家族伦理的约束，如宋人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相须之理也”。但在传统社会家族内部长幼尊卑的等级区别严格，家训族规中的孝悌之道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孝敬，强调弟子对尊长的顺从，如清咸丰年间制订的湘阴狄氏《家规》有“入孝出弟，弟子宜然，属在梓桑，尤当恭敬。倘不孝子弟，出言无状，冒渎尊长者，带祠扑责。”的严格规定。对于那些“大不孝”、“大不悌”者，处罚更为严厉，如削除族籍，逐出家门，在明清时期的某些家族中甚至可能被家法处死。当然对于那些有显著孝道行为的族人，要多方奖励表彰，有的还要向朝廷申请旌表，在乡里树碑，在族谱立传。孝悌之道作为调和家族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团聚宗族，维持家族伦理秩序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以诚信忠厚为修身之本，模塑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家训族规中有相当部分内容是人格修养的内容。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人的理想抱负，修身齐家是家族子弟向上努力的第一步，家训族规重视对家族成员的人格教育。由于习性的养成与人在成长过程接受的教育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传统家训中强调童蒙的人格教育，所谓“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有关训子、教子、诫子、示儿的内容在古代家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高攀龙《家训》强调教子作人的标准是“以孝弟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诚实、忠厚、孝顺、廉洁是家族成员应具备的品格。早期教育有利于人格的完善，著名的《郑氏规范》对子孙严格要求，小儿五岁学礼，八岁入学，教学，“必以孝弟忠信为主”；规定子孙不得惑于邪说，溺于淫祀，求福于鬼神；待人接物“当务诚朴”。家族对子孙的早期教育既是为家族养育传人，同时亦为国家培养了道德之士。《郑氏规范》告诫“子孙倘有出仕者，当早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要求从政的子孙忠心为国，对于行为不端的子孙，坚决清除出族，“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注：浦江郑氏《义门规范》，成都文伦书局宣统二年本．） 在这样一种家族文化的教育约束之下，家族子弟为人处事必定三思而后行，应该说有利于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忠良之士。
（3）以劝诫惩罚的礼俗规条，规范家族成员行为，补足国法。 家训族规作为一种家族性的礼俗规范，它是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效方式。家族成员朝夕相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家训族规对民众的约束直接而细密。它对民人的行为规范有两种表现，一是通过伦理教化，使人们自觉养成具有爱敬之心，行为得体，举止合乎礼数的好子弟；二是以惩戒条例，明确要求遵循家法族规，与国法律条。在各式家训族规中无不具载奉公守法的条文，其中，特别强调税粮的完纳。民户是国家财税的来源，赋税的征纳历代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务。家族作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它在催促交纳赋税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事实上，家族为了协调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在这一方面，积极配合了国家行为。在家训族规中，交赋税，急完粮的条文常处在显著的位置。明人姚舜牧《家训》在劝诫子孙时亦引谚云“若要宽，先完官。”并说“守本分，完钱粮，不要县官督责的，是好百姓。”在这种劝勉之下，人们往往不能有拖欠之心。即使有拖欠者，有的族规对此也有强制的规条，“除饬令完纳外，带祠重惩，以免效尤。”[3](P295) 这样的家训族规对于国法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同时，对于赌博、偷窃、游手好闲、从事贱业者，都严厉禁止，光绪《合江李氏族谱》：“族禁六条”：一、禁当差，严禁子孙充当各色隶役，违者，“谱削其名”。二、禁为匪，族中子孙，如有犯者，“预行逐出，屏勿齿，谱削其名”。三、禁入会，禁止加入哥老会等，“族中子孙，不得听其引诱。”违者，“谱削其名”。四、禁从教，白莲、闻香等教，“皆系妖言”，不可学习、信从，“惟宜守孔孟之规，勿为邪说所诱。”违者，“谱削其名”。五、禁出家，“族中子孙，不得甘于削发、易服。”违者，“谱削其名”。六、禁自贱，优伶等诸乐户，生、旦、净、末、丑，均系下流，娼妓犹甚，“族中子孙，宜世保清白，不得自甘下贱。”违者，“谱削其名”。这六条禁规，十分符合儒家的伦理政治规范，使家族成员的行为符合地方社会、国家治安的需要。正如一部族谱自序所说：“家乘原同国法，家法章足国宪。况国法远，家法近，家法森严，自有以助国法所不及。”（注：同治十年《武陵熊氏四修族谱》卷首，《宗规十则》．）
家法族规因为其与民人关系密切，它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教化民众、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保障地方，安定社会，服务国家的社会文化功能。在晚清社会家训族规亦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增添了相应的民主内容，以及一些文明条款，最明显的是对教育的奖励与重视。
上述诸项是构成家族组织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家族组织存在的前提与条件。
二、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结构民俗
家族组织是一个活动的有机体，它要保持正常的生命状态，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各种自我调整与更新扩张活动。人们对宗族组织结构的建立与调整遵循一定的习俗惯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分家。宗族内部随着世代的延续、人口的繁衍，不断地分蘖出新的家庭。分家习俗有相对确定的模式，传统兄弟分家，一般由族长或舅父或姑夫来主持，立有分家契约，将祖产与兄弟要承担的义务公平分割。契约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由家族保障实行。“兄弟分家，义让为美。不得霸占，以失手足之情，而伤父母之心。有恃强攘夺者，族长查明，押号均分，照攘夺之多寡，酌量处罚。”[3](P282) 如广东洪氏宗族的分单格式如下：
“立分关兄弟某某等，今因家务纷纭，势难总理，兄弟相商，已议妥当。爰请族老亲戚将祖父遗下产品、田地某处搭匀均分，拈阄为定，已极公平，各宜和合，照依关书，永远管业。如敢违抗，又起争端，即鸣亲族，共同攻讦。恐口无凭，立此关书，同样各执一本存据。
立分单兄弟某某 某某 某某”[13](P110)
这一分单只说到了财产的分割，而没有涉及对父母赡养义务的划分。按照礼法规定父母在，兄弟是不能分家的，父母亡故，弟弟未成家，也不能分家。但在明清时期民间常有“儿子娶妇，辄求分异”的事实。（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
兄弟均分财产是中国传统的分家习惯，无论嫡出还是庶出都有权分得家产。
但是晚清在一些地方，有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的资产。如陕西华阴县习惯，“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替田产，以为奉祀之用，曰祀田。盖犹宗法重大宗之风云。”华阴县还有“长子不离祖房”的习俗，如果分家时兄弟多，房子不够分配，祖屋通常分给长子。湖北竹山、京山、通山、巴东、潜江五等县也有分家时，提长房田的习惯。福建晋江民间分家析产，“长子应分双份，”即使是养子也同样得双份。福建蒲城习俗重视长子，“其分产不论家资厚薄，先抽出父母养膳，再抽长子长孙产业，名为手泽。”其他诸子均分。[14](P13～14) 由此可见在宗族社会之下，长子在分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在家族生活中，长子也有相应的责任。比如祖先祭祀，对未成年家人的照顾等。
（二）立族。即建立新的宗族组织。宗族总是处在不断的分蘖的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推移与家系范围的扩大，人们为了便于宗族活动的开展，一般在远祖的名号下分立宗派房支，使血缘关系亲密的宗族成员能够有效地凝聚在一起。立族通常要设立族产、建立祠堂、编修族谱，以及成立宗族管理组织。在立族的过程中有三项重要条件：一是时间，宗族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般在始祖以下五至六代才能形成，大约在150年左右；二是人口，宗族实体需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如果世代单传自然形成不了宗族。一般来说人口随着代际推移，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相应人口规模之后，自然可以立族。三是有共同的始祖，世系清楚。族人有一个共同确认的血缘祖先，始祖是家族的根本。徽州宗族大多以始迁祖为始祖。但要立族的话，仅知道是一个祖先的后裔还不够，必须明确世系的昭穆等次，“奠世系，序昭穆”才能形成一个宗族。诚如歙县《方氏族谱》卷七《家训》所说：“一家之人，高曾祖考，子孙玄庶，门分户别，众而为族。族至千百，称之为故旧。然必喜庆相贺，忧戚相吊，疾病相问，患难相扶，乃之为族。苟昭穆紊而名分失序，亲疏隔而情爱不通，方圆相合而判然不相联属，秦越相视而邈然不相关系，则路人而已矣，何族之有？”明白了同祖之人在宗族世系中的名分位置之后，人们之间的互相亲爱才能符合宗法伦理关系，宗族才能有稳固的秩序。因此昭穆世次是立族的重要原则。[10](P35～44)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已经超出传统的五服范围，扩大一村，一乡，或者范围更广，而“五服”成为初级的房支组织。
（三）入族。因婚姻和生育而新增的人口进入宗族需要一个认定的过程。外姓女子因婚姻进入本宗有特定的仪式，新婚之后有一个告庙的仪式，古代称为“庙见”，即到祖庙去拜见列祖列宗。光绪浙江山阴《安昌徐氏宗谱》规定，“婚嫁先期具一张纸，遍告族人，曰：第几男与某氏议婚，今择某月某日亲迎，谨告。遇春祀之日率新妇拜祖宗，见尊长，领宗帖。”就是说，娶新妇入族，要周知族人，并且要在祠堂拜见祖宗、接受尊长教训之后，才能领到加入宗族的文书。按照一般族规，只有经过正规婚姻程序的人即明媒正娶者才能以“正配”的身份列入族谱，其他人只能简单记载“某氏”。新生子孙入族分“报丁”和“入谱”两个步骤。报丁有两种形式，一是随生随报，二是在一年中规定的时间上报。家族有专门的丁簿，用以登录所有合法出生的男孩。族谱只收载成年或已婚的男子。只有入谱的人才能算宗族的正式成员。女婴出生也要注册，但不告于宗庙，她们以后载入夫家族谱。如果家族成员大逆不道或有恶行丑事，一般要削去他的谱号，以示惩戒。
（四）合谱。两个家族的族谱上所载的祖先相同，证明是同源分流的关系，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双方协议合并成一个宗族组织，称为“合谱”。合谱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建立祠堂、修撰新的族谱。有的宗族为了扩大影响，依附望族，望族愿意收留，称为“认宗”、“归宗”。清人赵翼曾说：“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此习自古已然。”[15](P617) 这种依附望族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通过联宗合谱的方式，宗族势力远超出聚落范围。如天下第一家的孔氏宗族，就是全国统一族谱，统一字派。 三、家族共同体成员参与的民俗活动
宗族或家族作为一个特定的组织，其组织内的成员经常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民俗活动，宗族成员集体参与的民俗活动主要三类：
一是人生礼仪等家族大事。人生仪礼是家族的重要生活程序，作为家族的子孙，他的诞生、婚庆、死丧都是家族大事，家族成员相互扶持帮助，“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悲喜与共。如安徽寿州《龙川家规》所说：“喜相庆，戚相矜，贫贱富贵何分论。”男丁一旦出生，家族成员都会前往贺喜，作汤饼会，喝满月酒，送周岁礼。子弟成年，给家族增加新成员，家族一向重视，传统作法是在祠堂举行加冠成年仪式。明清时期，冠礼只在少数遵守古礼的士绅之家单独举行，一般人家都将其作为婚礼的前奏，在男子婚前一日举行，如山东平度“冠仪久废，惟初婚者谒其宗祠，遍拜宗戚、姻娅之长者。”[7](P260) 江苏震泽“至将婚之前一日具冠，命赞礼者冠之，其冠多出亲长所赐。其女子将嫁而笄，及冠笄之日并以上头糕送亲邻，则与昔无异”。[16](P434) 宗族长辈是成年礼的主持者，家族内成员前来致贺，成年者以向亲邻送上头糕作为自己成年的告示。婚姻是人生大礼，男女结合在传统社会并非个人私事，是“合二姓之好”。家族成员的婚礼在宗法社会更是受到特别重视。广东宝安《南头黄氏族谱》在族规中明确规定，“凡子姓婚娶者，于亲迎吉夕，必先虔谒祖祠，然后归家堂拜。盖夫妇家室，人伦造端，礼莫大焉。”婚礼首先要在家族祠堂祖先那里见证，然后归小家行礼。作为家族大事，这样的仪式活动自然是家族成员的集体活动，“当其娶日，亦必会诸族男女。或茶，或饭，或酒，或馔，随家丰俭勿论。”[17] 聚会不在于物质生活是否丰盛，而在于这是一项家族集体亲密接触。族人死亡是家族社会的重大事件，“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是家族的伦理，守灵送葬等都有家族成员集体参与服务。家族内“凡丧葬，悉依五服行丧礼。袒免者，服孝七日。择葬之日，服孝送之。”在家族社会丧礼是送别家族成员的隆重仪式，本族人等要依他与死者的关系远近穿戴不同服制的孝服，并决定守丧的时间。
二是宗族公益活动，包括家族内成员之间的相互救济与资助。“患难相恤”，是家族成员间的义务。在传统社会人们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危机，比如因天灾人祸家庭面临生活的窘境，这时家族就要动用族产或家族内殷实人家予以接济或救助。家训中常有睦亲族的条文：“恤其孤寡，同其好恶，贷其贫急，”[3](P232) 是族党的职责。明朝万历年间制订的《余姚江南徐氏宗范》特别提出：“宗中子侄，或有志趋善，贫不自给，而勉强自守者；或少妇新寡，贫不能存者，族中务要会众量力扶持，以将顺其美。如有强沮公议，不肯成人之美者，众共攻之。”族人有扶危济困的义务，如果不遵守公众意见，人们会一致予以谴责。常熟《丁氏义庄规条》规定了诸多具体的救济条件，如“族中凡丧嫡室而遗有子女俱幼者，于应给月米外，加给月米一大口，制钱伍百文。俾失恃子女，稍得体恤，俟满十六岁停给。”“族中娶妇，给钱七千，无子续娶，给钱伍千。嫁女给钱伍千。丧葬力乏者，拾伍岁以上，不论男女，葬费给钱伍千，丧费给钱叁千玖。”“族中陆旬外鳏独，及十六岁以下孤子女，除月米应给外，每年俱给钱七百文。孀寡给钱一千文，俟其子孙年及二十岁停给，无子孙则常给。”[3](P289～290) 常州《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赤贫与有废疾不能举火者，公祠每月给米一斗五升，以救残喘。”家族救济是家族公益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保证家族和谐稳定的要件。家族公益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资助家族子弟读书向学，参加科举考试。具体作法有二个，一是族内延聘教师教学，让贫困子弟能够受到教育，并能够完成学业。长沟朱氏祠规，立义学，“族中贫不能延师者，俱送子入祠读书。”二是直接资助族内年轻人出外求学，提供科举考试的盘缠。对于取得学校毕业证书与科举功名的人予以物质奖励。常州丁氏义庄规定，族中子弟赴考，县试给钱壹千文，府试叁千文，院试贰千文，乡试七千文，中式家加钱拾肆千文。会试给钱三十千文，“均临行支取”。
三是岁时节日的特定祭祀与聚族活动。祖先祭祀是宗族组织的重要活动形式，人们通过对祖先的祭拜，表达报本的诚心，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义门郑氏，在明初由宋濂帮助修订了《郑氏规范》，在“规范”中明确规定，“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然后各用仲月望日行事，事毕更行会拜之礼。”四月初一是始迁祖生日，宗子奉神主于有序堂，“集家众行一献礼。复击鼓十五声，令子弟一人，朗诵谱图一过，曰明谱会，圆揖而退。”在年节、寒食、十月初一，子孙上墓祭扫。徽州祁门程氏重视祠祀，“追宗报本，莫重于祠。”对于宗祠的祭祀，每年除夕、正旦，“少长毕集，照次叙拜，各房为首者各备果酒，奠后相庆。”此外，中元、冬至之祭，同样是大型的宗族聚会，“五房十八岁以上者毕集，因以受训受事，其义深矣。”[8](P20～21) 祭祀之后，有散胙的仪式，与祭者可以领到一份祭品。在明清民俗中元日拜年也是从祭神开始，再集中在祠堂拜祭祖先，然后是给家长拜年及家人互拜。清代苏州元旦称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蜡，以祈一岁之安。”
家家挂祖先的画像，家人、亲族在年节中都要拜祭祖先，时间一直延续初三、初五、初十，至到正月十五，名为“拜喜神”。[18](P5)
明清时期家族组织通过规训与互助，惩戒与救济的灵活手法，团聚族人，家族组织民俗要素与组织结构的完整，奠定了家族共同体组织在基层社会的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