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65册。）；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69页～470页。），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三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基去土加心
＠②原字肃加欠
＠③疒里加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