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对于这个思潮，学术界或冠于"大亚细亚主义"。本文使用"日本亚洲主义"这个概念，以便对近现代日本亚洲理论做较广义的阐述与分析。日本亚洲主义其初原意义指在在亚洲（主要是东亚儒教区）共同文化背景下，以日本为主导，施行中日、亚洲连携，共同抗击欧美世界列强侵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它许多思潮相似，日本的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quot;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而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曾产生影响，梁启超有"亚粹"思想、章太炎有"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等，某种程度是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回应。以后李大钊又有"新亚细亚主义"。这些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肯定日本亚洲主义积极面的思想意义，主张弘扬亚洲传统，推动地区联合，同时也对此思潮中的负面意义表示警惕。无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的"大亚洲主义"，其实质都是现代中日亚洲理论的一种表现。如何看亚洲，如何看亚洲文化，如何看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与日本以至亚洲关系。这些，都是日本与中国亚洲主义曾经接触过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际，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且因时代的变迁，被赋予新的历史内容。因此研究近现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化中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对于如何建立新世纪健康、稳定、和平的中日新关系；对于如何继承与发扬中日共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以适应现代化；对于如何中日共同努力，加强亚洲区域联系，以史为鉴，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亚洲同盟"、"日中提携"与"日本责任"诸论
如果要分析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则有必要观察其最初产生的原因。
日本是后进的工业国家，近代拉开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的冲突，被迫"开国"，倍受压迫。1853年，美国凭籍坚船利炮，以"黑船舰队"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定屈辱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签定类似条约。历史事实如此的严酷，促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实现这一"主题"。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朝鲜等国也与日本遭际相同，甚或更苛烈的景遇。日本亚洲主义在亚洲各国获得应有的回应与支持。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亚洲主?quot;出现的重要原因。
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几种社会思潮，分析这几种社会思潮兴衰消长，对认识亚洲主义的产生及其性质的最初界定也是有意义的。如"尊王攘夷"思潮，主张以中国儒学大义名分论为指导，号召国人反对幕府。在对外思想上则主张以武力抗击西方的侵略。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尊王思想显然取得了胜利。但在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军事力量悬殊与其它诸因数，使"攘夷"的一系列行动都遭到失败，"开国论"在日本转为主导思想地位。不过尽管如此，攘夷，即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早期亚洲主义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亚洲主义的最初初提出，其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
几乎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亚洲侵略的思想也已经在日本滋生。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主张此论。他们意在效法西敌故技，动干戈于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补得于周边邻国。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岩仓大大使从欧美视察归来，主张"内治的急务"，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暂时内敛，遂使"亚洲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1863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起，积极宣传西方民权思想，开展"开明"与"渐进"的启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国会开设要求。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使日本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的发展。
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田鹑山、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与此主体理论相关的，则有抵制西敌（俄、英、美、法等）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1863年，日本政治家木户孝允等访胜海舟。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
胜海舟以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生存"实为重要。他在《解难录》一书中以为：宜由日本、"支那"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
如果说，胜海舟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一些报纸则对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
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撰文者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解说亚洲迫于侵略，沦与水火的实况，试图警醒日本，亚洲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这才是日本最善国策。
如明治17（187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有文《东洋的气运》。分析亚洲的危急形势，引发以下的议论： "试论今日亚洲形势如何，印度与土耳其正受着英国的制压，东南亚缅甸等国徒有其版图，仅保一丝气息而已。其邦独立危殆，如风灯残烛。越南作为中国的藩篱，现已经落入法国手中。中国困难重重，已无可名状。观今日之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也已迫在眼前。"
他在文章中强调：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亚洲既成兵马交战之地，日本夹在中间，岂可独然一国入于世界列强之行列。英俄诸国外交家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在此同时，日本一批"忧国志士"还主张借鉴欧洲，用于亚洲。日本《邮便报知新闻》明治12年（1879）11月19日刊有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文章指陈西洋事情，解说亚洲道理：读西洋书，见其中所论多是欧洲共同利益，共同荣誉，极为强调欧洲的整体性。欧洲平时秦楚互斗，吴越相争，一旦危险，即团结一致，齐向外敌。"故欧洲列国相争，犹兄弟睨于墙"，而亲如兄弟是欧洲文化的主题。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欧洲。他说，反观亚洲人，知有本国而不知有亚洲，"知利害之一部，而不知利害之全部，知直接之利害而不知间接之利害"，与本国利害相关则竭力相争，而于亚洲全体利害荣侮，茫然无心。他觉得如此下去将使亚洲各国或互不相关，或互视若敌国。长期以往，亚洲邻国将因内部的崩溃，进一步招致欧洲的鄙视与侵略。自然，亚洲落于英美之手，唇亡齿寒，日本也将遭遇不幸。他又联系到日本国内的情况说明亚洲联合的意义：就日本一国而言，虽已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但以目下情况而论，依然无法胜过欧洲。欧洲有团结之力，亚洲为分散之力，以分散之力击团结之力，其实情如"挟泰山而过北海"。他继续追问，"难道日本将永远没有超越欧洲之时了吗？"他回答：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学习欧洲，结亚洲?quot;连衡"，"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空泛之论。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是谁？最主要的对象是谁？这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时所必须弄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者当年关心最大，讨论最多的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历史上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中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本质上云，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quot;中日提携论"。19
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西学盛行，使日本学术界出现一股轻视"汉学"，蔑视"支那"，视中国无足轻重的风气。与中国结盟何以值得？这直接影响到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一部分持亚洲主义观点的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论与中国结盟具有重要的战略实际意义。
明治8年（1875）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支那不可轻》一文，批评日本舆论界轻视中国。文章记载一件事，即发表文章的该月，有中国兵舰《扬武》号驾入日本港口，舰上配备一应效仿西方，"有大炮9门，最巨者七吨以上"，"有乘员250人，机关250马力。速度平均凡9里。"文章据此议论：日本民众观点跟着上层人士导向走，上层轻视中国，民众也同样轻视中国。对于"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害当扫除"，中国之将来尚不测，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态度，将会因此获祸。既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论，应转"轻视中国"为"日清协和"。
明治11年（1878）《邮电报知新闻》也有持论相同的文章：《不可轻视支那论》。署名为杉山繁稿。他从经济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以本国为自负，本出于爱国之情，也足可贵。但是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quot;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体格心性"优柔惰弱"，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但中国经济似为弱小，而幅员辽阔，即使遇到灾荒，一地有歉，异地有丰。有远见的日本人应当知道，日本目前虽具开化之美，而国库实有空虚之虞。他猜测，中国引进西洋器物方面虽不及日本，但是难保国内储存实力，藏而不显。他感叹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摸不到底，日本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篇文章没有明显提出中日连携理论，但为"连携"论造了舆论。当时日本朝野的心理，是要摸到中国的真实经济与军事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如果说这也一种亚洲主义的类型，则是一种实用型战略论的"亚洲主义"。
以上所述的两篇时论，似乎有意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在上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结谊"、"提携"还是断绝，或干脆换之于赤裸裸的侵略，明确的价值观是看与之"提携"的国家有无经济实力。有其实力则有携手可能，反则反之。事实正是：外交是现实的，现实是严酷的。一切有效的，与我有利的外交皆是实力的外交，是现实的外交。易之今语，发展是硬道理，同样发展也是国家邦交的硬道理。穷则挨打，离弃一个国家发展的主题，要求获得别国的尊重与建立平等的外交纯属是一相情愿，历史上无此先例。当然也要说明，前述时论对中国当时国力评价毕竟过高。时间推移，甲午战争后，中国底牌尽识，日本的态度大变，大陆政策完全走到了前台。这在后文还要论及，此不赘言。
当然，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的提出，还不能说仅在于对中国实力的推断。与西敌抗争，争取盟友究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东亚的气运》一文的作者所论：在亚洲中只有日本超然出众，达于富境。但眼看亚洲各国"愚昧不开"，受欧洲列强之无端侮慢凌辱，"此于畅达日本之国权，抑制西洋之跋扈，到底不利。"
为此，他主张"亲善中国"，不当对中国取轻蔑态度，而应结亲密之交际，联为同盟，共图亚洲振兴的大计划。文章还说，现在西洋侵略中国，中国"屈辱态度为日本所耻"。但值此景况，日本总要为亚洲的前途着想，想到亚洲联盟计划的重要，并切实地去加以实行。如果中国因蒙羞辱而有所振作，与中国合力合战，共破欧洲的压制，共同振兴亚洲也属可能。
如何结成亚洲同盟？应该拿出什么办法来。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思想者们，纷陈己见。
胜海舟首先提出"亚洲觉醒论"。他目睹亚洲当时的思想情况，以为实行亚洲联合有待认识的提高。目下亚洲各国执政者，还不明白联亚抗敌的重要性，宜由日本派船队，设使节，前往各国进行游说，以促亚洲的觉醒。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朝鲜，懂得"盛大"海军，即扩大海军力量的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一同"切磋学术"、"合纵连横"，最终使亚洲得以逃脱西方的"蹂躏"。
《东洋之气运》的作者则说：要结亚洲同盟，日本所当采的计划是第一：养成实力。第二：实行连衡计划。
在这方面提出具体且又详细方案的要数著名思想家杉田鹑山。他取出的一帖自以为可疗救亚洲沉疾的药方，即所谓"兴亚策"。其人为福井县人，追随板垣退助，属自由党主流派。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他1880年于《经世新论》中有一章为《东洋恢复论》，提出自己的亚细亚论。他不无忧虑地感叹："东洋之羞辱日甚一日。黄色人种将被白色人种吞灭。"
此后他又在1883年写有《兴亚策》。指出亚洲奋发振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鼓动日本与亚洲结成联盟，努力"兴亚"转变亚洲的"大势"。他觉得日本与亚洲都需要一个大改革，大改良，"若要进行一个大改良，势必要转变亚细亚的大势"，"亚细亚的大势转变，日本之改良成也。"他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为"亚细亚第一主义"。所谓"第一"，看来就是"前提"的意思，亚洲的振兴与"大势转变"是日本成功的先决条件。日本的独立与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联盟势在必行。
杉田鹑山《兴亚策》（1883年）又具体提出实现亚洲联合主义理想的诸点方案：即为在亚洲实现自由政体；实行亚洲教育改革；施行兵制改革；促进产业开发，鼓励亚洲互相通商；结束亚洲的"割据"状态；实行亚洲"联合"。杉田鹑山还以为东洋之所以受西方的压迫是因为亚洲没有基本民权："回顾我亚细亚专制之制度，人皆习以为常，人民卑屈，数百年沉沦于迷梦。"由此缘故"版图日益缩小，国权年年丧失。且全亚洲诸国因输出入不均，内地之膏血，尽入碧眼紫髯人手。"
因此，"吾辈同志……当也基于天地之公道，将自由之檄文飞扬于亚洲?quot;
由上可见，杉田鹑山为建立亚洲联盟提出别具见解的课题：要将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quot;的亚洲。经济的强弱悬殊、"文明开化"的进步与迟滞、政治制度优劣的不相同一，是阻碍亚洲联合的内部原因。他主张亚洲弱国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追求进步，于世界之东方出现一个文明亚洲，如此亚洲真正联合也为期不远。他又主张：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了前面，当与亚洲携手并进，为亚洲新文明的到来尽己力量。可惜的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治者所采纳实践。杉田鹑山的"兴亚论"甚而被用为对东亚施行侵略政策的理论借口，终被异变为"侵亚论"。
除上述以外，还有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他在明治24年（1891）写有《大东合邦论》，曾建立过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立于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又一种表达方式。
前文已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作了概述，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作了肯定性记叙，那么这个思潮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对其作公允评价？笔者认为，早期早期亚洲主义中的"亚洲责任论"等思想使亚洲主义不可避免的染有大国主义、"东亚盟主"的思想。
草间时福在《东洋连衡论》中说，亚洲可主持连衡之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他主张实现连衡计划，要有自信，有方法：譬如印度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可先派书生赴印度，审其政体风俗，学其语言文章，或利用杂志、报纸或演说等诸方式，宣传印度人当求独立之精神。唤醒其公共之义务心，促其求独立之幸福。印度一旦独立，英于印度失其支配之力。其结果，日本将?quot;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日本将由此而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
想做"东亚盟主"的思想在此已暴露无遗。
《兴亚策》的作者杉田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明显的日本优越思想，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此思想发展的结果客观引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理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国利民益之心"，说当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为了施行文明输出计划，他曾与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 显然，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较多的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给其留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必要的批判。
二、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由强转弱，接近尾声。政府方面忙于进行宪法制定与对外"条约改正"。与此政治形势相对应，国内欧化主义思潮泛滥。西洋生活方式被大量引进：西洋舞、西洋音乐、西洋绘画成为一时风尚。闻名于世的"鹿鸣馆"也在这时出现，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鹿鸣馆时代。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有识之士心怀忧虑，批判世风，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
明治21年（1888），《日本人》杂志创刊，以后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
史实说明，日本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派虽其主旨是宣传"国粹"与"日本主义"，而重要思想组成与亚洲主义紧相联系。试析前章所述，19世纪中叶以降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特点乃为：主张抗击西方军事侵略，强调亚洲团结与中日提携，思想诉求侧重于政治与军事面。与前期亚洲主义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所代表的亚洲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则是：阐发日本文化底蕴，寻觅日本人文根源，反对日本欧化主义思潮；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对之做正面肯定与宣传，主张更新与"复兴"亚洲文化（其主要内容为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以此为根基重建日本新文化。因而明显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主义倾向。故可将此期亚洲主义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而前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则为"战略亚洲主?quot;。当然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不仅仅是国粹派等。一些并非属于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派别的思想家也同样关心着日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反对日本的全盘欧化思潮，而主张更新的东亚文化传统重回日本，以建立适应工业东亚的新文化。
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有三宅雪岭、冈仓天摹⒕险艽卫伞⒕显擦说热恕?/p>
以下我们试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观点作介绍与评析。
文化亚洲主义者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对亚洲文化投以格外的关注，主张亚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式回归。如前所述，西村茂树曾成立"东洋学会"，渲髦际欠炊云?quot;洋学"，力主接续与发扬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固有传统文化。因"东洋学会"建会较早（1886年），乃为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的发生透出其初期信息。他在名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说：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通东西而能发挥其中的真理者。其二是依西洋之学理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东洋自身的学问。他对第三种学问即东洋的学问投注热忱的关怀。他强调不当以西方学问绝对地覆盖与统合其它民族的学术文化。主张在开展东西文化比较中，重现东洋学的风采与精华，既求东洋文化的进步，也求世界总体学问的进步。
他将西方学问与东方学问等同视之，西方学问自有其优秀之处。但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学习而利用之，由"通东西"而发挥真理。人们当努力掌握西方学说，而学习目的乃是为了东洋文明的改建与更新，建立适应目下情势的新亚洲文化。
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他承认西方确实曾给予亚洲许多有益的东西，对此亚洲人从来都是抱着感激的心情。然而他笔锋一转说，不可忘记的是"给我们真正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亚洲的精神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他不无自豪的说：在亚洲的"所有的孩子中"，日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日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日本有理由为此而高兴。他强调亚洲在觉醒中，亚洲在"复活"。他说亚洲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似乎在沉沦中。即使日本也有过一个"昏睡"的过程，"作为东洋一国的日本她的国民正在努力应付着随近代社会接踵而来的种种急务，她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现在日本刚刚从昏睡醒?quot;。他说在东方曾有过一个"亚细亚的长夜"。他分析造成这个"长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个原因是"蒙古人对亚洲人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这种征服的结果足以使中国与印度为主体的亚洲文化传统被迫中断，无法进展。对这种中断他表示极大的惋惜："每当我们想起由蒙古袭来所带来的亚洲文明的长夜，更觉得支那与印度的文化是如何的熠熠闪光。"他指出，随着近代的到来与时势的变迁，也由于西力东侵的刺激，亚洲已经觉醒。日本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明这种"觉醒"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不过他不无遗憾的说，对于"亚洲复活的内面含义，以及我们的终极理想"，西方依然还是"抱着很大的猜忌。"（同上书）他深觉有必要将亚洲觉醒的要求以及亚洲（特别是日本）现在正在觉醒的情况告诉西方，以取消西方人对东方人至今依然存在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他责备西方人："（西方）持有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弃，依然支配着他们的心?quot;
他呼吁东方与西方文化要有一个相互理解与学习的过程。相互隔绝，或视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思想是错误的。
如果笔者在前面的文字中，还没有说明西村茂树的东洋学术振兴说与冈仓天心的亚洲文化复活论，其"学术"与"文化"的内涵究竟其是什么，那么继续深入分析则可知道，他们所谓东亚学术与文化除神道、佛教外，主要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甚至可以这样说，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从一个意义上说是"儒学回归主义"。文化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向，是要在日本业已成为"工业日本"的前提下，重建日本的文化体系。而此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即为儒学，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文化亚洲主义的又一个思想特点。
例如元田永孚在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失败，主张重新起用儒学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做重新统合。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的名义所写的《教学大旨》中就称："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提出了源于儒学的"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
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可以说是儒学回归近代日本的明显标志。《教育敕语》规定日本正式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其中云?quot;树德而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新，世世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敕语》还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以使全日国民皆成"忠良之臣民"。
前面提到的冈仓天心在宣扬亚洲主义的文化观时，同样注目"儒教"："儒教是支那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来的性质是自制的非侵略的。"他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儒教的基本表达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儒教的核心宗旨。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冈仓天心认为，儒教是亚洲之心，因为孔子之教，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quot;种族宿命"思想，而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希望日本能永远遵从孔子的和平主义。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
在复活儒教思想的声浪中，一些思想家注意对中国儒家学说的具体研究，以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的学理资源。明治26年（1893）时三宅雪岭著《王阳明》。该书用评传方法写就。著述目的旨在宣传"东洋文化"，尤其阐明东洋哲学于当今日本存在的意义。他声称在王阳明处找到了自己的"分身"，这种"分身"才是本质的"自我"，也是日本的真正精神本原。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特别给予关注：他说，"阳明在壮年的时候曾有过厌世是思想，及至得到安心立命的方法，万难中尽乐天的趣味。云，此乃乐心之本体。由此也与快乐相伴，未曾与一刻相离。"在三宅看来，阳明思想的精华所在是"良知说"，"然有良知处，则万般的事物皆恍然而融和。如何的艰难，任何的穷迫，而未能系缚我者。"他对良知说作如下解释："如阳明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是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他得出结论，良知说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实与康德之所谓理性同。
对阳明的推崇，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文化亚洲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将新渡稻造也看做文化亚洲主义主张者中的重要一员，则在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可见对王阳明的赞美："最高洁奈涫恐校行矶喽际芄裘鞯乃枷氲那苛业挠跋臁餮蟮亩琳咭材艽又杏胄略际ナ橄嗬嗨频墓鄣恪?quot;
另外，井上哲次郎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在书中记日本阳明学哲学史，对心学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论述。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十分重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其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确立其国家主导思想时，曾将儒家文化作为首选对象，以为本民族支配思想。这在江户时代表现最为突出，整个的江户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儒教时代"。"儒教"（主要是中国理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日本国教，也成为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国粹"与文化传承主线。就此，日本在一旦经过西方文化洗礼之后，当想到要弘扬亚洲以至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时，自然会重新认识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通过对其更新，以其与全盘欧化思想相抵，再次将其确立为支持日本式现代化的本国重要伦理基础。而进一步分析，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一反江户时代的传统，由对理学的敬奉，改为对心学的张扬，这是历史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阳明学较之理学而言，主?quot;良知"，主张对自我"本心"，主体意识的扩张，这正与处在进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日本"民族精神相合。
当然，组合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其他还有佛教等。要宣扬文化亚洲主义自然对佛教思想也同样给予积极的评价。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佛教曾受到过贬抑与排斥。明治初年就参加出现过"废佛毁释"的运动。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政府的承认。西村认为对西学的片面追求，已使日本道德陷落沦落边缘，在强调国民教育当倡导儒家的前提下，说明佛教作为"世外教"，于广大基层群众中渗透度甚大。值西风鼓动，百姓精神无所适从之际，政府权当因势利导，以佛教约束众多国民。哉先毡臼婪缛障碌牡赖轮刃颉?/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