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完淳来到吴易军中，乃是遵照其父遗命，毁家纾难而来。更兼诗人与吴易间师生之谊，非同寻常，即使到吴易遇难后，他尚以“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无人知”17长歌当哭抒其悲伤。所以，他进入这样的军中，不可能产生“缟素秦庭”“愧同舟”的感受。

 “缟素秦庭”典出申包胥入秦庭为楚国求援的故事。而就申包胥与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夏完淳之与吴易义军，显然是两码事，没有丝毫相通。至于“同舟”，典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18从这则典故看，此时“同舟而济”相救“如左右手”的双方，曾经一度是水火不容的吴、越“相恶”之人。以完淳与吴易义军之间关系而论，这又何从谈起？

由此而论，《鱼服》诗反映的“军中”，不应该是指吴易军中。那么，在排除了丙戌之年与吴易军中之后，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且又为何而发？对这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诗歌本身，借助对典故的剖析，寻找回答问题的密码。从标题上看，“鱼服”系截取此诗颈联。从诗文中截取二字，权作标题，这样的诗歌，历来被视作是“无题诗”的一种。而所谓“无题诗”，并非无题，相反诗人往往欲借此披露这首诗具有深厚的寄托。这种约定俗成的“惯列”，从晚唐李商隐起，便源远流长。完淳博古通今，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再从所截取的“鱼服”二字看，它本身又有独特的内涵。“鱼服”出自《诗经·采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19这首古老的曲子，据说是“文王遣戍卒时所歌”据朱子说法“此遣戍役之诗。······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20也就是说，它堪称是军队“不得已”而出发前的战歌。

问题的新线索来了：如果说《鱼服》是一首军队出征前写下的战歌，这恰恰与诗文本身“登坛誓饮”、“惊心同舟”、“缟素报仇”相吻合。还存在问题的是，如果悲歌《鱼服》，行将出征的不是吴易义军，它又可能是哪支军队呢？联系诗人生平，我们发现，那支军队十分可能倒是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手下的那支曾与完淳所处身的江南抗清义军“相恶”，且一度水火不容的驻扎在松江的清政府军。而此时，双方却又为共同的反对清政府的目标而“同舟共济”，站到了一起。至于这种“同舟”，又确实有着“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的因素，而形势又迫使他们从此“相救，如左右手”，这也同样是事实。另外，因为吴胜兆军队在歼灭吴易义军时，欠下过累累血债。所以诗人与这支军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即使为同一目标“同舟”共济，走到一起，对夏完淳来说“惊心”之“愧”难以消除，“秦庭”乞师之感也油然而生。正是这一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才使诗人采用“无题诗”的形式，写下这首寄托幽深的感兴之作，披露诗人那种痛苦、不安而又激动不已的矛盾心态。

 显然，从诗歌标题结合典故加以分析，《鱼服》一诗当作于丁亥年春天，作于松江兵变前夕，自可无疑。

 

         　三 “几番空对紫薇花”



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细细香风欲送。江上梦回青琐闼，佩声却是谁家凤？几番空对紫薇花，而今悔、虚害也黄粱梦。正宿雨初醒，春眠未起，一派画楼钟动。      叹谪仙先朝供奉。看春色流光，雨梢花重。西楼倚，锦筝低按，东郭卧、玉樽休空。莽游仙、白了人头，但芝草连天，丹霞封洞。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古月梅花三弄。

                                  《金明池》

　从词中流露的感情色彩看，说它是“乙酉国难后作”21当然是不会错的。可是，从乙酉到丁亥，三年之中，此词究成于哪个年头？尤其从作品内部流露的感情上的矛盾分析，诗人一会儿还沉缅在“虚害黄粱梦”的颓唐之中，到结尾却又突然冒出“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这样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诗句，一切令人难以捉摸。

　从时节上分析，那江梅似雨，飞絮如烟的景色，当属晚春时分。诗人在一首描绘“二月”“三春”的诗歌里，分明留下“残梅犹傍战场飞”这样的诗句。回头查查，乙酉之难，发生在夏五月间，此后作诗，当然不会有江梅似雨的景象。所以，《金明池》只能是丙戌、丁亥两年里的作品。可是即使在这两个年头中，此词究竟又系作于哪一年？这一点，我们只能从对“几番空对紫薇花”的剖析中获取信息。

谓“紫薇”者，文人历来用以指代政府机构“中书省”。原来，在唐玄宗开元元年，中书省一度改称“紫微省”22，而“紫微”，有时又写作“紫薇”，于是文人墨客便有以“紫薇花”指代“中书省”的习惯。白居易笔下也曾有“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23这样的诗句。

 对于完淳来说，他确实曾有“紫薇花对紫薇郎”的经历。原来，在丙戌年三月，诗人曾“短衣则东州亡命，长戟则西掖备员”，24奉命到“东州”绍兴与鲁王联络，并因此得到“中书舍人”任命〈详见拙作《夏完淳浙东之行发微，兼中书舍人遥授辨》）。“紫微郎，亦作‘紫薇郎’，唐代中书舍人别称。”25从时间上看，完淳官拜“紫薇”，事情是在丙戌春三月，这时节正与“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的景色相吻。

那么，由此而论，《金明池》当作于丙戌之年？可是，丙戌年春天，对于完淳来说，却是如鱼得水之时。当时，他处身的吴易义军，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他们“既连攻嘉善、吴江、入其郭，声势渐振。是春，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26在这情况之下，吴易请陈子龙、夏完淳“驰蜡帛间行入越，以捷闻监国，封吴公为长兴伯。群将皆受将军印。”27至于夏完淳，也因此而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回到吴易军中。由此而论，丙戌之春以及稍后一段日子里，诗人正处于“湖海多豪气”28的激动、兴奋之中，哪来“空对”、“而今悔”之类的悲观？因此，说它作于丙戌之年，恐怕也不妥当。

在排除了上述两个年头之后，剩下仅有丁亥年了。从丁亥之春形势分析，曾经给诗人以一线希望的“江东岭表，日月双悬”29局面已不复存在，闽中、浙东抗清小朝廷相继被击溃；活跃在江南的吴易义军也遭到致命打击，吴易更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夏完淳虽侥幸脱身，可也只能躲藏在嘉定，徘徊于“西楼”“东郭”，并让“玉樽休空”。从总体上看，《金明池》所记叙、反映的心绪，倒正与丁亥之春的完淳的心情相符。

从另一个角度看，丁亥年初又未必不是个突然闪现希望的时节。突如其来的吴胜兆欲倒戈兵变的消息，无疑又给这最为暗淡的岁月透进一线希望。尤其是当陈子龙也参与兵变的策划，而从海上鲁王方面又传来了将由张名振率水师经黄浦江抵松江增援的消息（至于这支由张名振率领的舰队，在崇明遇飓风，几乎全军覆没，30致使松江方面久等援军不至，终于发生“以兵劫胜兆，矫其令箭，召胜兆所亲信者，尽杀之”，31致使兵变流产，自是后话。）可以想象，当初夏完淳在闻知兵变消息之后的心情。在“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欣喜中，萌生一种“芝草连天”、“拂衣黄阁”的联想，不正是处于苦无出路的痛苦中的他，在突然传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喜讯时产生的那份惊喜？

显然，无论从《金明池》展现的风物景象，还是从诗人“中书舍人”职衔的由来，或者从这首词本身流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矛盾而言，再结合诗人当时处境、经历，我们可以肯定，这首词当产生在丁亥年晚春，产生在“松江兵变”的紧锣密鼓声中。



         四 虚冢祭奠日，洒泪题诗时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

　　　 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

　　　 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

　　    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

　　 　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

　　 　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

　　　    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吴江野哭》

 拿这首沉郁悲怆的《吴江野哭》与诗人的另一首《细林野哭》共读，我们不难体验出两者间的异曲同工。这两首同样是为祭奠恩师英魂而发的慷慨之作，虽说前者为吴易而发，后者为陈子龙而作，可是，由于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题材、风格上存在的相似与沟通，所以很容易令人产生两诗系“姐妹篇”的感觉。又由于《细林野哭》作于一六四七年夏天诗人被押往南京途中，所以当年郭沫若先生认为《吴江野哭》“也是完淳被捕后，舟过吴江时所作。”32而白坚先生更具体指出，此诗系“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七月被逮押解途中过吴江悼吴易作。”33

然而，从诗歌本身分析，在“江南三月”“东风系缆”的起句赋陈中，诗人描绘出的是一派三月春光，而不是七月天气。再从“座中犹是悲田客”、“相将洒泪衔黄土”分析，诗人写此诗时，分明还不曾成为“楚囚”。另外从结句“年年同祭”所流露的美好愿望来看，他也不像是个生死难卜的钦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