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演说与社团议事，有同有不同。同是开会，这是相同点。社团议事是通过讨论的方式，求得团体内部的意见一致，集会演说则是由精英分子将自己的主张、意见向民众灌输，议事是少数服从多数，演说是少数说服多数。这是不同点。有无足够多的听众，是演说能否取得成功的基础。

　　由于以上几点，张园在晚清上海享有很高的声誉。时人评论：

　　近年以来，沪北所筑园林数处，可资消谴，其中则以张氏味莼园为最胜。何也？他处皆有湫隘之嫌，惟此间地将百亩，水势回还，加以一片平芜，四围绿树，两方巨沼，几簇楼台，罗罗清疏，恢恢阔大，其景淑且和，其气疏以达。有时柳梢月上，群瞻碧落清光，有时水面风来，共醉红渠香气。坐花阴而偶语，只听喁喁；倚石畔而怡情，何妨默默。荷兰水好，未须雪藕而调冰；吕宋烟香，且佐评茶而品茗。云如罗薄，历历星光；露比珠圆，微微凉意。以视他处之张灯万盏，满室辉煌，烧烛千枝，一庭炫耀者，真觉静躁之不同，而清浊之迥异也。……味莼园以几及百亩之地，广栽竹木，大开池沼，远在郊埛之外，断绝尘嚣之声，宜乎人人不惮车马之劳，夜夜来为不速之客。[37]

　　本邑租界各花园，地址以张园为最大……，园内有弹子房、点膳铺、抛球场、茶座、照相馆等。其最高大之洋房曰安垲地，中央平坦，四周有楼，上下可容千人，故凡开会演说，恒有赁此者。楼之东北隅，复筑有望楼一，拾级而登，可纵览全沪风景。安垲地之西南，曰海天胜处，即现在之中国品物陈列所，幽雅宜人。东北隅有西式旅馆，南首有曲池一，板小桥三，池内荷花，红白掩映。池心有小屿，杂栽松竹。桥西垂杨，与四围杂树，摇曳生姿，颇饶画景。以是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咸以此为游览地，盖沪上园林中巨擘也。[38]

　　人们从几个花园的比较中，说明张园的地位："西园，学生之天乐窝也；徐园，名士之天乐窝也；愚园、张园，豪客、妓女之天乐窝也。忽而结婚，忽而悼死，忽而欢迎，忽而饯别，可怜上海适用地，仅此而已"[39]。还有人认为，张园不仅是上海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爱游的地方：

　　味莼园有大楼，厅名安垲第，规制宏敞，有人云仿佛美总统宫殿。每礼拜日，士女云集。几座茶皿，皆极精雅。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间。故其地非但为上海阖邑人之聚点，实为我国全国人之聚点也。[40]

　　可能由于张园的名气太大了，后人在回忆晚清一些集会活动时，常会将发生在其他花园的事说成是张园。最典型的关于中国国会的描述。

　　1900年7月26日，严复、容闳、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为名，约集上海维新人士80余人，召开"中国国会"，到会人除唐才常外，还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彦复、叶瀚、狄楚青、张通典、沈荩、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林圭、唐才质等，可谓名流荟萃。会议通过了不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等主题，以无记名方式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7月29日，又开过一次会，确定了国会的书记、干事等人选。会议以后，唐才常等便分赴汉口等地发动震动全国的自立军起义，所用名称便是"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国国会"的举行，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上的一件大事，是发生在上海的第一次具有反对清朝政府性质的民间集会。

　　会议的地点在哪里？冯自由的记载是张园，他在《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中，有一节《张园之国会》，专记此事。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记载的是张园。唐才质的《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记载的也是张园。但是，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记的是愚园。哪一个确切呢？我以为是孙的记载。冯、张均非当时人，所述亦非当时所录。唐虽为当事人之一，但所述为多年以后的回忆。孙不但是当时人，且日记为当时所记，具体的实：

　　七月一日（7月26日）　是日上海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41]

　　对于7月29日的会议，孙也有详细记载，他是被推选的十名干事之一。

　　弄清会议地点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愚园开的会议而被许多人说成是张园？我以为，这是因为日后在张园开的会议太多、张园名气太大的缘故，张园已经成了集会的象征符号，当事人会发生记忆错位，局外人则会想其当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张园的特殊地位。

　　五

　　私家花园古已有之，但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张叔和怎么会想到自己辟一个花园然后对外开放的呢？我以为，这与上海租界的公园管理制度有关。

　　我们知道，西方的公园出现于近代初期，开始是由皇家贵族的私家园林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如伦敦的海德公园。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经过设计、专门供公众游览的近代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西人来沪以后，很容易想到辟设公园的问题。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园外滩公园建成，但游园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游览须知》有七条，第一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六条是"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其后，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次第辟设，但也都不许华人入内。不光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动场所，如跑马厅，各国总会，华人均不得随便入内。

　　华人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交纳的税款占租界税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税款建造的公园却不让华人入内，这不管怎么说，对华人的民族感情都有极大的伤害。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上海士绅颜永京等对于租界当局歧视华人的行径不断提出抗议。《申报》也曾发表文章多篇，说是"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批评租界以公之名，行私之实[42]。迫于舆论的压力，租界在苏州河南岸、四川路桥之东，开了一个华人公园，一名新公园。但此园很小，仅占地6.2亩，设施又差，仅有茅亭可供休息。张园建成以后，一开始就完全免费开放，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会，在中国古已有之，东林党、复社、几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画社、诗社，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园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六十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性、行业性、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1874年、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是由宁波同乡组织出面与租界交涉的。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问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便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最早意识到这一特点的是维新派。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利用这一特点而得以活命。康有为在遭到通缉以后逃到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庇护，随后避地香港。黄遵宪在政变时正在上海，被朝廷谕令捉拿，上海道派兵围住他的寓所，但租界当局不许捉人，加以保护。后经过外交斡旋，他平安回乡。康、黄之案以后，清政府的反对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上海政治环境的这一特点，并有效地加以利用。1900年中国国会的召开，《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公然攻击清政府的书籍的出版，都是租界缝隙效应的体现。

　　1903年4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43]。这无异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事实确实如此。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经常在演说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清政府，两江总督命上海地方政府查办。上海地方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协助。工部局巡捕房将吴稚晖等人传去，问："你们藏兵器否？"答："断断没有"。巡捕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类似这样的传讯，据吴稚晖说发生过六次，他自己被传过四次，张园演说的活跃人物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都被传过。1903年，龙泽厚因事牵连被捕，清政府以有人举报他参加过自立军起义活动，而欲治其死罪。租界当局以仅凭一人举报、证据不足，将其无罪开释。同年发生的"苏报案"中，清政府本拟捉拿苏报馆主陈范，不料陈范闻讯逃走，清政府将陈范之子捉住，拟让其代父受罚。租界当局不同意父罪株连儿子，最后处以取保开释。对于章太炎、邹容，清政府本拟处以极刑，但经革命派援引言论自由等条款进行辩护，最后使章、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二年徒刑，这在当时并不算重。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言论自由，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便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处，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县城、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53年到185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小刀会起义，其成员主要是在沪的广东人与福建人。上海居民一般将此视为广东人、福建人的事。起义失败后，官府也主要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广东人的责任。事后，清政府采取的十条惩办措施中，有三条是专门针对福建、广东人的，即：慎选闽、广会馆董事；递籍安插闽、广游民；闽、广商民会馆一律迁出城外。1870年代，上海爆发了四明公所事件，在沪宁波人与法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居民一般也而只认为是宁波人的事。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是"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报道或谈论时，往往径称"上海绅商"。190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四明公所事件等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这些绅商在对外联系中也有意无意地突显"上海"二字，并俨然以上海发言人自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国教育会在给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致词中，便一再表示上海会如何如何，有"东京虽散，上海不散"等语。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44]

　　主办《警钟日报》的人，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再过几年，到辛亥前后，在报刊书籍中，"上海人"不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且与北京人、汉口人、南京人并提。由此可见，"上海人"概念的形成，当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事。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９年，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９座，制订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地方自治领导机构为议会与参事会，议会由33人组成，由领袖总董与办事总董5人领导，领袖总董李平书是上海本地人，办事总董４人，莫锡纶、郁怀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是浙江人，曾铸是广东人。至于参事会中外来移民更多。董事都是经上海绅商选举产生的。这个运动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从1903年的苏报案，到光复会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到1911年上海起义，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只有民政部长李平书、军务部长钮永建是上海本地人。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七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合《申报》、《游戏报》、《新闻报》、《中外日报》、《郑孝胥日记》、《忘山庐日记》、《严复日记》等有关报到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各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一起。

　　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张叔和。这位无锡人很会交际。他与官场、商场、士林都很熟悉。他常请盛宣怀、郑孝胥等年资较高、有官府背景的人游园、吃饭，也请王韬、袁祖志、黄式权这样比较纯粹的报馆文人游园、吃饭。洋行西人，著名妓女，公子哥儿，他都请。他出于商，熟于文，近于官，"席上客常满，壶中酒不空"，与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关系。绅商各界也乐得有事没事地来园中走走、看看。

　　对于张园的吸引力，有两份资料，可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点帮助，这就是《忘山庐日记》与《郑孝胥日记》。

　　《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孙宝瑄(1874-1924)，浙江钱塘人，出身官宦人家，父亲是户部左侍郎，哥哥是清朝驻法、德公使和顺天府尹，他自己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孙何时来沪，时间不详，1897年已在上海，筑室名"忘山庐"，所居之地离张园七八里。从其残缺不齐的现存日记看，1897年、1898年、1901年、1902年四年中，他有约三年住在上海。在沪期间，他先后游览张园69次（详见附表），平均每年23次,每月2次。69次中，个人闲游、散步的共38次，与友人同游25次，应邀游览4次，其他（宴客等）2次。

　　郑孝胥(1860-1938)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位福建闽县人，1882年中举，以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并到日本当外交官，甲午战争后回国，以后在京、汉等地做官。他在1897年秋将家迁至上海，以后虽然断断续续到广西、东北做官，但上海的家未动。他在上海的住址，先后有虹口、白克路、南阳路、徐家汇。1901年在汉口，1903年6月至1906年基本不在上海。郑从1882年至1916年，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游张园的，有108次（详见附表）。郑在上海是时住时离，其中，1906、1907、1909年住沪时间较久，游张园次数也就更多些，1906年17次，1907年19次，1909年20次。依此分析，他在沪时游张园的频率是每月1.5次。108次中，属于个人独游、散步、纳凉的有31次，与友人同游的56次，与家人（包括兄弟）同游的4次，应邀游览的8次，参加婚礼、祝寿、宴客的9次。　　个人闲游、与友人同游以及与家人同游，都可以视为主动游览，应邀游览为被动游览，"其他"栏中包括参加婚礼、祝寿之类，也可以视为被动游览。从郑、孙二人的情况看，主动游览各占游览总数84%与91%，合计占游览总次数87%。

　　主动游览与被动游览的区分有重要的意义。被动游览，去宴客、看戏，可以视为与去饭店、戏院同类，看不出游者对张园的态度。主动游览则不然，那是游者的自觉选择，表明张园对游者有特别的价值。主动游览占这么高的比例，说明张园在这些人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去张园干什么？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散步，休息，赏花，纳凉，吃茶，喝酒，听戏，看热闹，这些都是都市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交流信息。这点，通过郑、孙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

　　郑、孙如果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回沪以后会很快去游张园。比如，孙1897年10月4日自京抵沪，6日便驰车游张园；1902年10月6日自京抵沪，10月10日游张园。1906年1月6日，郑上午自外地回上海，下午便去游张园；1908年1月31日回沪，2月5日便游张园。张园，是他们了解上海社会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新闻，小道消息，朋友行踪，在这
里都能了解得到。在郑、孙的日记中，我们常能看到他们在张园不期而遇一批又一批的朋友、熟人。下面是郑在张园遇到朋友和熟人的情况：

　　1903，5，8， 遇到辜鸿铭、张元济、赵竹君、徐芷生、李兰洲、陈介庵、金殿丞、濮紫泉、汪康年、俞戟门；
　　1906，1，13，遇到江伯奋、林仲驹、刘龙生、狄楚青；
　　1906，1，27，遇到高梦旦、郑稚辛、遇到赵竹君、刘葆良等；
　　1906，3，4，遇到高梦旦、伯奋、陈叔仁、狄楚青、吴雁初、寄禅和尚；
　　1907，6，23，遇到沈东绿、赵竹君、伍光建等；
　　1907，8，23，遇到高梦旦兄弟、刘子楷、江伯训、陶心存；
　　1909，11，28，遇到张叔和、岑春煊、盛宣怀；
　　1909，10，17，遇到李平书、高梦旦、王子仁、贞贤、孟庸生；
　　1909，11，28，遇到张叔和、盛宣怀、岑春宣、赵竹君等。

　　有时，郑在日记中并不注明遇到什么人，只是说"逢相识甚多"[45]。

　　他遇到别人，也是别人遇到他。那么多人有事没事地总爱往张园跑，正说明张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特别重要性。

　　（《清末明初张园集会一览表》、《郑孝胥、孙宝瑄游览张园综合统计》等五个附录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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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将此地的48.93亩永租权转让给英商密伦敦(O.Middleton)，但张园的经营权仍属张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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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立于这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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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海上漱石生：《退醒庐笔记》，天香阁韵事，第32页。
[26] 《忘山庐日记》，第381页。
[27]　《游戏报》，189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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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忘山庐日记》，第317、325页。
[31]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页。
[32]《上海县续志》，卷二七，宅第园林。　　　　
[33] 《上海游览指南》，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编辑所编，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 1919年，第23页；《图画日报》第四八号第二页。
[34] 孙家振:《海上繁华梦》，自序，第1页。
[35] 《申报》，1888年11月7日。
[36] 《郑孝胥日记》，1882年4月14日。
[37] 《论避暑纳凉之盛》，《新闻报》1893年8月1日。　
[38] 《图画日报》，第十号第2页。
[39] 骚心：《上海之百面观》，《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
[40] 《忘山庐日记》，第589页。
[41]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0页。
[42] 《论公家花园》，《申报》，1888年9月21日。
[43]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66页。
[44] 《新上海》，《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45] 《郑孝胥日记》，190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