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早朝宴退,日御便殿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怀,相臣不得睹其面,则天下之权在阉官。盖公孤虚侍君侧,累日积月,朝钟不鸣,章疏之入,司礼监、文书房则主之,可否时出于内批,公孤不得而与矣。”[8]
在监阁体制确立之初,皇权的这种相对倾斜就已表现出来。宣宗虽积极培植宦官势力以牵制阁权膨升,并确立了司礼监与内阁“对柄机要”[9]的合法地位。但在政务处理上还是寄予内阁比司礼监更高的信任,“日临群臣,躬揽庶政,故与公孤亲”,而相权亦“在公孤”[10]。司礼监对国是决断的影响力明显居于内阁之下。
三、从后世监阁消长看监阁体制的实质及发展演变规律
1435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镇以9岁冲龄即位,由太皇太后代行皇权，依旧向内阁倾斜,“朝廷大事皆自三公(指内阁三杨)处分”[11]。司礼太监王振几次欲侵扰阁权,都被太皇太后严厉制止了[12]。然而,与司礼监争夺幼帝斗争的失败,使皇权日渐向司礼监倾斜。英宗亲政后,王振恃帝宠而尽夺阁权,使“内阁权一归振”[13],成为明代第一位权宦。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内阁游移到了司礼监。
景帝以王振之祸为戒,毅然归政内阁。英宗复辟后,宦官势力有所抬头,但司礼监并未取得实质性权力,皇权总的来说还是倾向于内阁。这一方面是由于复位后的英宗确有图治之心,“每得章奏,无不亲阅”[14],遇到难决之事也主要与阁臣商议,对内阁的信任明显高于司礼监。另一方面,因“夺门”之功而深受皇帝宠幸的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为防止司礼监同他们争权,也极力主张英宗“凡事与二学士(指徐有贞、李贤)商议而行”[15],成为内阁的支持者,进一步加深了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曹、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有贞是依附他们靠“夺门”之功得以入阁,李贤则是由石亨荐举入阁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操纵了内阁就可以独揽大权。可见此时的相权仍定位于内阁。之后,曹、石集团与徐、李的争权,实质是争夺内阁相权的斗争,而不是相权归属之争,这也是天顺初年阁臣更迭频繁的重要原因。曹、石败没后,君臣关系的融洽,使以李贤为首的内阁权力大大加强,“大权始集,……赫然真相矣”[16]。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几乎是拒阁臣于门外,“凡四方章奏,不召内阁大臣裁决,惟付之左右内臣而已”[17]。帝恩的内移使司礼监再度重操相权,内阁成为陪衬,以至当时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18]。孝宗即位后,依重阁臣力图求治,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司礼监移回内阁,并于君臣际合中造就了如李东阳、刘健、谢迁那样的“贤相”[19]。就连后来的权阉刘瑾也认为“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指皇帝)虚名而已”[20]。这固然是他为激怒武宗而进的讦言,但多少也反映了孝宗时内阁权盛的事实。明武宗也正是在此讦言的诱引下,衍生出“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内阁坏事者十常六七”[21]的意念,终使相权在皇权的倾斜下又由内阁移至司礼监。于是,“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指宦官)启干政之渐”,“裁决之权尽归近习”[22]。司礼监在事实上已取代内阁为相了。即便刘瑾败没后,皇帝对宦官的倾心,使“政权仍在内臣。魏彬掌司礼监大印,决大政”[23]。
权宦擅政之弊,着实给明朝统治者以极大震动。从世宗至神宗初叶的数十年间,皇权基本上倾向于内阁,相权在内阁手中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内阁权势经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到张居正时达到了顶峰。然而,内阁权盛对皇权造成的潜在威胁,使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日渐降低,对宦官的信任相对增加。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便开始极度疏远阁臣。而张诚、陈矩等司礼太监却在皇帝的宠信中不仅得以执掌司礼监,还兼掌东厂,“二权并在一人,故能回天乃尔”,就连内阁宰辅的生命亦操于其手[24]。司礼监又再次取代内阁控制相权,以至大学士朱赓也不得不慨叹“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25]。这种局面在经过熹宗时魏忠贤专权擅政以后更成积重难返之势,相权几乎一直掌握在司礼监手中,直至明亡都没有太大改变。崇祯帝即位后虽曾倚重阁臣以期振衰起弊,但明末官僚政治体制自身已经积弊难返,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不久,他便在“诸臣不能实心用事”的遗憾中将信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宦官[26]。
从这一段纷繁复杂的更迭消长中我们可以看出,监阁体制在皇权的倾斜性调节下,从来都没有实现理念中的那种分工合作平等相处的静态平衡，相反却不断出现动态的波浪式的更迭消长,司礼监和内阁交替掌握相权成为动态运作的监阁体制的主体特征。表面看来,皇权的倾斜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潜在的内涵决非如此简单。“内外相维”的意旨并不是在每位明代帝王的思想中都闪现过,但它早已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被溶入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论司礼监还是内阁,在行使相权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有损于皇权的危险倾向,皇权就会及时进行有效的调节,使相权由内移出或由外移入。英、武、神、熹诸帝就是在阁权的膨升中感受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才使帝恩内移,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遂在皇权的庇护下大肆侵夺阁权,内阁票拟如同虚设,甚至沦为司礼监批红的附属权力。反之亦然,景、孝、世、穆诸君有鉴于振、瑾等人的窃权乱政,擅为威福,果敢清除诸竖,委政内阁。内阁又在权力的循环中重掌相权。于是,票拟的决策力度明显增强,司礼批红几乎又恢复到“照阁中票来字样石朱笔批行”,只能对“偏旁偶讹”“略为改正”[27]的地步。很大程度上它已成为内阁票拟的简单复写。正如谢景芳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当太监势力一旦发展到极点,威胁君权,皇帝便依靠群臣惩治太监;当辅臣势力太大,便又以太监压制内阁”[28]。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王振专擅于“三杨”之后;而杨廷和、张璁等却秉政于刘瑾败没的真正原因吧?
四、监阁体制在政治实践中表现的利与弊
任何社会中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之一就是稳定。而在古代社会中，皇权的稳固与否同样是国家政治稳定与否的核心。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中,权臣与权宦历来是威胁皇权的两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积重式发展往往导致个体皇权的被破坏乃至皇权的整体坍塌。明代监阁共理朝政体制的确立,相权于司礼监、内阁间的动态游移,使两者不可能在时间上取得连续、持久的积重式发展,只能屈从于皇权之下。因此,纵然明代皇帝的个人素质大多十分低下,甚至出现“倦勤者即权归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29]的局面。却从未出现过象汉、唐那样废立皇帝如儿戏的权宦;也未出现如元代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相反,纵然势焯天下的司礼太监也免不了“(皇帝)一颦而忧,再颦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30]的命运;位高权重的顾命元臣,皇帝也可“片言谴罢,如叱一奴”[31]。于是,在监阁体制的动态运作中,“权奸”与“权阉”对皇权的破坏功能被压到了最低限度。相反,皇权却在监、阁的相互牵制、斗争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与巩固。在一个皇权不稳的时代是很难实现政局的平稳发展并使国家政治走上理性运作的正轨。从这点来说,监阁体制功能的发挥确实保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这或许就是为何明中叶后皇帝昏愦无能却仍“能延此百六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32]的关键所在。
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政治衍生出某些负面影响。
1、宦祸
监阁体制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却将宦官彻头彻尾地拉入了政治舞台。尽管明代宦官的文化素养相对提高,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磨难，生理创伤所导致的自卑与敏感，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对宦官当权的敌意和仇视的文化氛围，异常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变得猜忌阴刻狠毒，他们通常对权力、财富、名利有着极强的欲望。因此,当相权游移至宦官手中的时候,那些儒化较深政德很好的司礼太监如怀恩、陈矩之类还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起到不少积极作用。而那些心术卑劣雄猜阴狠的宦官掌握大权，则是整个国家的灾难。通常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厂卫机构的特务统治的极度强化。由于厂卫机构与司礼监的特殊关系，当司礼监执掌相权时,厂、卫也成为司礼监维护自身权力、打击异己势力的有力工具，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国家政治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国将不国。二是贪污贿赂成风。对于大多数宦官来说,追求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聚敛金钱。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都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典型案例。宦官执掌相权的时候,也是贪贿的肿瘤于封建肌体中膨胀发展的时期,“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33]。甚至在官场中形成了“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34]的不良风气。就连学士入阁,也“必贿内侍,如树之托根然”[35]。国家机制亦随着贪贿肿瘤的膨升,由良性运转向恶性运转转化,并日渐形成积重难返之势。
2、党争
明代党争,早在朱元璋时就已初启端绪。监阁体制的确立则使党争更趋复杂。权力递嬗中的监、阁相争日渐成为党争的源地。
监、阁内在的颉颃使两者处于对立矛盾中。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两者对抗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时而尖锐相争,时而相互容纳,时而彼此联结,甚至数种情形杂揉在一起。但无论由谁执掌相权,也无论两者颉颃程度如何,他们内在的权力之争却始终存在。
从英宗初叶,王振与内阁的权力斗争开始,监阁相争在明代历史上从未停息过。武宗时,阁臣刘健、谢迁的辞职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在刘瑾所开列的“奸党”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谢二人[36]。世宗时,严嵩为相,“结诸奄人,微伺大内动静”,以巧迎上意[37],对宦官的礼遇也超过从前,似乎成为监阁相结的典型。然而权力之争并未因此而消弥,与严氏争权的司礼太监李彬以及提督东厂太监马广就是他授意私党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缉其阴事而至死的[38]。穆宗时,高拱请尽“诎司礼权”[39]，可以说是监阁斗争激化的产物。在缺司礼掌印的情况下,他先后违例荐举御用监太监陈洪、尚膳监太监孟冲入掌司礼,却将按例当升的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置之一旁,也是他实行“尽诎司礼权”的一个步骤[40]。
监、阁权力斗争向官僚体系的辐射扩展,将更多的官僚士子拉入党争的漩涡。首先被拉入这一漩涡的就是素有喉舌之任之称的科道言官。
明代的科道官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因此,无论对内阁还是司礼监来说,科道官无疑是他们可以利用来打击异己势力的最好工具。于是,双方在权力的争夺中也展开了对言路的争夺,“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1]。而言官也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或依内阁,或附司礼。武宗时,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上疏挽留刘健、谢迁,并指出“晏朝、废学、游宴,非(君王之)体”[42],就是支持内阁的科道官向司礼监的挑战。熹宗时“言官又多拜为门下士以通忠贤”[43],甚至“权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恃权以重”[44]。魏忠贤就是以这些科道言官为刀手扫除内阁异己势力,攻击东林清流的。正如《明史》所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是其烈也。”[45]
明中叶后,监阁权力争夺的加剧,使党争更趋激烈,几乎将所有官僚都卷了进去,“四方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但有角户发门之念”[46]。党争的扩大化,不仅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宁,也使国家机制日渐偏离正轨。“党局既成,互相报复。”[47]宰相选荐大臣,不论贤否,只论亲疏,尤其科道言官更必任“切近乡人、亲友、死党。有所欲为,则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则托之论罢。”[48]于是,政治的缺陷导致腐败已不可避免,终将明王朝拉入了覆亡的深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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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
11、《领袖论》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12、《君王论》[意]马基雅维利著，徐继业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
13、《反经》[唐]赵蕤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
注释：
[29][32]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六,卷一八,卷一八。
[1][2][18][19][21][22][25][26][36][38][39][40][43][45][47]《明史》卷七二,卷七二,卷一六八,卷一八一,卷一八一,卷一九七,卷二一九,卷二三,卷八九,卷三○五,卷三○四,卷九五,卷二一三,卷三○五,卷三○六,卷三○六,卷七一。
[3]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
[4]《明仁宗宝训》卷一。
[5]《明宣宗实录》卷四七。
[8][10][42]谈迁:《国榷》卷二四,卷二四,卷二四,卷四六。
[6][7][27]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卷一三,卷一六,卷一六。
[9][2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卷六。
[11]王琦:《寓圃杂记》卷一○。
[12][46]《明通鉴》卷二二,卷二二,卷二二,卷八三。
[13]查继佐:《罪惟录》卷二九下。
[14]《明英宗实录》卷二九六。
[15]李贤:《天顺日录》。
[16]王世贞:《歙山堂别集》卷四五。
[17]《明宪宗实录》卷九九。
[20]陈洪谟:《继世余闻》卷一。
[23]雷礼:《内阁行实》卷八。
[28]谢景芳:《假皇帝与代管家:朱元璋废相后的明代阁权之争及其批判》,《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
[30]王世贞:《歙州史料》卷一一。
[31]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六。
[33]王廷相:《内台集·明故朝议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参议陈公墓志铭》。
[34]顾 :《顾华玉集》卷三七。
[35]唐甄:《潜书》下篇,下,《除党》。
[37]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二。
[41]《定陵注略》卷九。
[44]《明臣奏议》卷一一。
[48]张萱:《西园闻见录》外编,卷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