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入宽阔的历史领域

　　中世纪屹立的通向知识的三条大道：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不大起作用了，18世纪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开创了从事实出发的思想新路，正是这个新的知识纲领，开辟了宽阔的历史领域。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皮埃尔·培尔为我们作了最初的引领。培尔以《历史批判辞典》冠名著书，闪耀着最基本的事实精神。培尔喜爱事实、醉心细节，他不仅把“事实”的本性理解为素材，而且津津乐道于为获得这些砖石而必须从事的思想劳动。他以把描述同一事态的、互不相容的上帝箴言并列在一起，并把这些公认的看法置于荒唐的境地为乐事。“他以无与伦比的敏锐的分析艺术，无比清晰地剖析了所有关于事实的判断赖以建立的复杂条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9页。)因而“事实”不再是历史知识的开端，相反，是历史知识的终结。培尔以对历史真理的主观起源和条件的考察，打破了《圣经》或教会学说中的武断结论，成为18世纪“历史理性批判”的先驱，“培尔的《辞典》已经锻造了解放历史思想的武器”。(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02页。)

　　而对孟德斯鸠，与其说富有事实精神不如说是法的精神，即注重从事实中提取一般原则。孟德斯鸠把“理想典型”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对“气候、宗教、法律、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那些合起来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构建了一种历史、社会理论的模型。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不是描述各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而是根据一个体系区别于另一个体系的总的特征，来作出分析。他认为，是法律的精神，而不是文字能够使立法者理解生活方式各个不同的面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和专制等政府形式，并不是各种偶然获得的属性的简单集合，而是某种原则的表现。他试图概括各类政府的典型及其它们在精神动力或道德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诸如维系共和制的原则是公民的美德，贵族制为节制，君主制依赖于荣誉原则，专制则以恐怖原则为基础。上述原则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孟德斯鸠对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之间的区分是关键性的。“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之间的区别是：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4页。)孟德斯鸠总结说：“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国家的个别制度和法律的缺陷并不可怕，相反，如果原则败坏了，如果内在动力削弱了，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能提供保护。孟德斯鸠着意探讨原则，但他并不把多种多样的历史实践归结为一个绝对僵化的模式。他考察了地理环境对“政体的原则”的影响。孟德斯鸠了解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他误解了这些差异的本质上的特性(在自然科学巢臼里思考历史，犯此错误在所难免)。尽管误读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但他坚持经济因素，认为经济因素奠定政治因素，这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而且对未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况且他还认识到“人性的永恒而普遍的原则”终究是相对的，在某些气候下适合于人性的东西，可能很快就在别的气候下并不适合于人性。孟德斯鸠是“具有最深刻的历史感的”，而“《论法的精神》是为历史哲学建立基础的首次决定性尝试”。(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03页。)

　　如果说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法精神与历史精神是一致的，那么伏尔泰则把历史精神扩充为人类精神。伏尔泰的主旨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关系。人类精神进步史成为一种新型历史的主题。启蒙运动的两大信念理性与进步在伏尔泰的历史思想中达到了和谐统一，他认为历史学应当能够类似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隐藏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只能在人性中找到。因此，历史学家应当不再只留意政治事件、巨大王国的灭亡和帝座的崩溃，而应当研究文明的进步。伏尔泰一反以往的神话史和英雄史，而注重对人类内心生活过程和转变的揭示，注重对文化成就的考察和总结，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目标是“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而这一研究宗旨在他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中，得到继续贯穿，由一民族而多民族，由法国而世界。伏尔泰成为第一位试图在进步模式内叙述世界历史的人，其同时代人杜尔阁的《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述》、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都是对这一进步史观的直接继承。“伏尔泰是18世纪最先树立的经典榜样，是重新创造并体现了伟大的历史杰作的典范的思想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5页。)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杰作，然而与伏尔泰有许多不同。该书上起罗马安东尼时代，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期间跨越了1300多年，范围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它描写了野蛮状态在欧洲的扩散，而且它的叙述显示出野蛮主义和宗教胜利的东西。吉本在人类非理性本身之中发现历史的动力。先是安东尼时代，文明达到精致复杂的水平，随后的时期无法与之相比，最后帝国的范围与基督教阴险的影响耗尽了罗马的才智，使之既不能控制自己的机构，又不能抵抗蛮族的侵入，给帝国带来生命的精神已经腐败了，欧洲从罗马崩溃到文艺复兴畏缩而蹒跚的开端是一个放荡而悲惨的故事。吉本的史著表现了对“哥特”文化的轻蔑和相应的对古代的崇拜，“这种有关往昔黄金时代的概念，赋予吉本在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中以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使他同化于他的前辈，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同化于他的后继者，即18世纪结束时的浪漫主义者。”(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8页。)

　　休谟也对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一般类型怀有质疑。他在《人性论》中表明：渗透在启蒙运动的历史、政治思想中的知识理论，对特定的道德或立法的纲领没有提供特殊的根据。他对任何从抽象的原则演绎出一个立法大纲的企图都抱有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不可以从哲学探究的基础出发，规定具体的、必须流行的道德原则。他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休谟在《英国史》中，说明17世纪英国内战的悲剧就在于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王室和议会双方都特别喜欢使用关于抽象的权利的语言，来讨论政务的处理，而对政治自由必须依赖于稳定的、起平衡作用的法律则缺乏认识，使得那时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漠视它们各自可以要求的特权。正是宗教热和政治无能的结合，确定了宪法上的适当调整只能通过内战的各次事变强加于国家，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深谋远虑。休谟注重历史领域的流变而不是18世纪“理性”看待历史现象所强调的恒一。休谟以“想象力”对抗抽象理性，把想象力视为所有历史思想的基本力量之一。休谟不相信能把握自然过程的终极意义，能揭示它们的计划，他抛弃了关于事物的内在关系的问题，而满足于纯粹的景象。“留神观看从古至今全人类的去除任何伪装的真正色彩吧，在人类生活的途程中，这些伪装使多少观看者困惑茫然，无从判断。还能想象有什么比这更宏伟、更绚丽、更有趣的景象吗?有什么感官的或想象力的愉悦能与之相比呢?”(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0页。)休谟对任何草率概括的抵制和对纯事实的关切，暗含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倾向，他的学说主张特殊有其特殊的地位，并为承认特殊开辟了道路。

　　 18世纪晚期赫尔德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找到了对个别性的哲学定位和表达，并据此迈出了征服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一步，他打破了笼罩在历史头上的同一性幻觉，赋予历史每一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由于历史不断地生产新创造物，因此，与历史相比较，不仅所有抽象概括苍白无力，而且，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他的标准符合他的主题，而不是反过来使他的主题符合统一的、既定的模式。赫尔德说：“让某人画出一整个民族、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他会画出什么样子呢?让他描述象海浪一样前后交替的各个民族和永恒变化的各种事件，他的描述会是什么模样呢?”(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4页。)难道不就象一个北部山谷中的哲学家，手里拿着他的时代儿童用的秤，能比天意知道的更清楚吗?赫尔德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每个民族都有深刻的民族特性”。每个民族的幸福就在于发展它自己的民族需要，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在目标、习惯和价值上才能彼此不同，文化是不可通约的。就这样，赫尔德以拷问和批判，以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界，开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

　　四、印记及其影响力量

　　启蒙时代确立了历史学的知识地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为19世纪“历史学的世纪”的全盛，创造了历史前提。
　　启蒙运动的历史信念是建立在经验科学模式上的，既然人用观察、分析和实验的方法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亦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质。而历史的进步性、启蒙学者的人类观念、世界主义以及乐观主义均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这样就最为有效地摧毁了神的计划，在历史知识中就象在自然知识中一样摒弃了神学。历史学家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获得巨大解放的18世纪历史观成为“朝着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3页。)。

　　 (一)历史哲学的创立。黑格尔将研究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他为历史哲学所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页。)伏尔泰第一个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个术语。1765年他以《历史哲学》的标题出版了他的著作。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的意义。他认为全部的历史的解释都服从于一种定向的价值、一种理想的手段。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就是“以庆祝一个开明君主统治下理性的胜利这一方式构思而成”。(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1页。)伏尔泰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过四个开明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第一次繁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明；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出现；路易十四时代，这时“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7页。)伏尔泰企图表明：由于在政治经济上应用了理性原则和对艺术、科学的庇护，法国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至于其他时期，由于缺乏理性，几乎缺乏历史。他对细腻地描述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不感兴趣。“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10页。)显然，对伏尔泰来说，他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历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人类精神进行自我教育的工具。伏尔泰在历史中寻求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把理性精神、哲学理想投入历史，将历史和哲学融合起来，使历史学成了一门以实例为训的哲学。

　　这样，启蒙运动的历史学成为一种“精神化了的实用主义”(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3页。)，以前例进行教育的哲学。“‘历史哲学’几个字后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初是用来描绘那种可以从历史获得的帮助，帮助的形式是忠告和有益的教训，它所受到的是不怀成见的研究，也就是说，唯一的‘前提’是理性。”(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99页。)尽管18世纪的历史学家太喜爱理性，以至于为了理性不惜把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尽管18世纪历史观“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但启蒙运动仍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它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是由于开明君主的意志，也不是由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硬性计划，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即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非理性本身在其中，则只不过是理性的一种伪装罢了。”(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1页。)

　　 (二)文化史研究之奠基。文化史研究不仅是史学领域的扩大，而是使历史变得更内在了，发展了它的内在性。启蒙史学研究人类、人的历史，并将理性贯穿其中，因而文化史的产生便是自然的了。启蒙时期伏尔泰的两本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先例。伏尔泰认为，以往的历史编撰的真正弱点，一方面是用神话来解释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英雄崇拜。而这两个弱点相辅相成，其实只是同一个基本缺陷的双重表现。因为对英雄、领袖和统治者的崇拜就产生于历史作家的神话化倾向中。伏尔泰重风习而轻战争，从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他认为，除非考察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精神的进步。他注意到社会学的细节，描述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家庭生活形式和工艺的种类及其进步，他甚至利用词源学追溯字母表，来证明谁曾是该民族的真正老师。伏尔泰制订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史观。它成为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滥觞。

　　 (三)开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18世纪哲学的历史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即对人类进步的信念和对人性的本质是静止不变的，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一样的同样强烈的信念相互矛盾。卡西尔曾诘问过：如果人类精神永恒不变性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精神的真正实质当与一切历史事件不相干，而这些事件也不会影响它的最内在的本质。如果确系如此，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历史吗?因为，一旦深入闪闪发光的现象的表面之下，趋近那些始终如一的潜藏原则，所谓变化和发展的错觉岂不会立时烟消云散?伏尔泰在《风俗论》结尾有一概括，可视为是对此的回答：“一切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事物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一切可能取决于习俗的事物则各不相同，……土地到处都一样，但是种植出来的果实不同。”(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1页。)这表明伏尔泰认为进步与人性本身无关，而仅仅涉及人性之客观的、经验的表现。历史进步的意义就在于使理性得以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伏尔泰的这种历史编纂观建立了为此后启蒙时代一切历史学家所遵循的纲领”(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4页。)，即使休谟对抽象理性抱有怀疑，他的批判方法仍依赖于同样的关于人性一律的假定，而且从未表示过怀疑，他说：“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能只在于给我们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来，它指示出人类在各种环境和情节下是什么样的，并且供给我们以材料，使我们熟悉人类动作和行为的有规则的动机。”(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6页。)然而这一假定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由于假定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就使自己不可能达到人性本身的历史这一概念，从而用同一性、普遍性、世界性，否定特殊性、民族性、多样性；二是导致一种对过去也对未来的谬误见解。否定过去、“千年空白”；期望乌托邦、“千年福”王国。(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5页。)对这种缺陷，早在同是启蒙运动中人的卢梭那里就有所纠正。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但他对启蒙运动的原则的不同解释，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他“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人”。(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5页。)卢梭学说中蕴涵了浪漫主义历史的观念。卢梭对人性的形成和变化具有独特的眼光，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同时人的本性又是变化的，其变化是受社会因素驱动的。他在《论不平等》中阐述了“人类的心灵和情欲是如何在不知不觉的变坏中，变更了它们的本性”(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因而，“此一时代的人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狄欧若恩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他想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人。”(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第146—147页。)卢梭由于强调人性的不同，成为民族主义的先知。而他的公意论的政治理想，他的童权论的教育法则，应用到历史学上则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应该鄙视以往的时代，而要在其中发现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历史学家必须以尊重和同情的态度看待人类的童年，它保有真正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卢梭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乃是这一习惯，即返观原始时代作为是代表着具有其自身价值的一种社会形式、具有一种已被文明的发展所丧失了价值。”(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9页。)卢梭虽在这两方面作出了解释，但真正突破启蒙运动历史观念的是赫尔德。正是赫尔德作出了实质性的进步。发表于18世纪晚期的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阐明了人性的新概念，人性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不是到处都一致的某种东西，人类本性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他的基本特征只有在特殊的事例中进行单独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到。这样，古代的、民族的、地方的、个人的，都成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浪漫主义史学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本性不再被认为是永远不变的，风俗和习惯的多样性，不可能靠遵从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来解释。赫尔德是突破此巢臼的最初之人。但是，赫尔德与启蒙时代的决裂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只有沿循启蒙运动的足迹，他的前进和上升才有可能”，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最高荣誉象征是康德，那么它在历史哲学上的最高成就是赫尔德。“启蒙运动为浪漫主义运动锻造了武器。……没有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浪漫主义运动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维持它自己的地位”(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2页。)。

　　启蒙时代历史观的核心是进步史观，但与其说启蒙时代历史观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已完成了的固定形式，倒不如说是一种朝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其历史哲学的创立、文化史研究“范式”以及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开启，不仅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带上了特有的印记，而且更多的是这一影响力量的标志和体现。正如克罗齐所言，“启蒙运动的胜利和下场是法国革命；同时也是它的史学的胜利和下场。”(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09页。)也许启蒙时代历史学的奥秘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