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在清朝派使团前在西藏的同时，已同西藏格鲁派在政治上达成联合并正欲大举入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于在政治上外结强援和防范其它蒙古各部的需要，也促成西藏方面派出一个朝清使团前往清朝联系．该使团由固始汗任孙伊拉古克三率领，并携带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以及固始汗本人写给清朝皇帝的信件。该使团于1642年到达盛京（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自此，西藏与清朝正式发生联系。

　　可见，在1639年前后，清朝与西藏双方各自主动互派使团并首次发生联系均是基于蒙古的因素。清朝派使团前往西藏延请高僧是出于笼络和收取蒙古的政治需要，而西藏方向派使团前往清朝，同样是与格鲁派结盟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为外结清朝强援以防范其它蒙古各部威胁的一个政治行动．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正式建立起对西藏的统治以后，固始汗为了进一步以清朝力量为依托来统治西藏并防范其它蒙古各部的威胁，遂遣人向清朝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清朝也分别于1644年、1648年、1650年和1651年前后四次派专使入藏迎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清朝在迎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急迫，目的自然是为了“所以安众蒙古”。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始应召赴京朝见。清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将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封为西藏的政治领袖。这一行动标志着清朝在将固始汗作为自己在西藏的代理人的前提下正式承认了和项特蒙古对西藏的世俗统治权，同时也标志着清朝在利用和硕特蒙古对自己的强烈政治依托的基础上间接地取得了对西藏的政治支配地位。

　　此后，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向清朝发生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主要受两种力量所推动。第一种力量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及对中原的平定，在西北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漠西蒙古各部遂成为清朝的主要威胁．为进一步收服漠西蒙古各部和达到号令整个蒙古的目的，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在1696年清朝以强大的实力击败噶尔丹之后，导致了清朝势力向西北的发展，这为清朝加强在西藏的权力并最后取代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力量则是，在蒙古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为了防范北方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统治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始终需要紧密地以清朝的政治力量为依托，借助清朝后盾来维系其在西藏的权力。这样，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的统治及其与西藏格鲁派集团的结盟也最终成为推动西藏在政治上向清朝靠拢的重要力量。这两种力量使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日呈必然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准噶尔蒙古人侵西藏推翻和硕特蒙古在藏统治之际，清朝遂派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部并最终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由上可见，在清朝与西藏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的过程中，蒙古显然是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中价因素。一方面，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和收服蒙古的政策及其与蒙古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关系，使西藏不可避免地成为清朝的重点关注目标并构成了清朝势在统治西藏的强大驱动力；而另一方面，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鉴于蒙古内部的复杂形势，也强烈需要以清朝政治力量为依托来维系其地位，故和硕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集团在政治上的结盟，客观上也成为了一种推动西藏不断向清朝靠拢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无论就清朝方面还是西藏方面而言，蒙古都不仅成为驱使二者在政治上日渐结合的原因和动力，同时也直接成为连接二者政治关系的纽带和桥梁。蒙古所以能在清朝与西藏自间起到连接其政治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并非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而是由于蒙古与西藏之间形成的特殊宗教关系。因为事实上，不仅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是以这种宗教关系为基础，清朝统治西藏的强烈意志和目的也同样是以这种宗教关系为背景的。

三

　　自13世纪以来西藏与蒙古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联系，就蒙古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其对藏传佛教的两次接受；而从西藏方面来说则可视为是藏传佛教文化圈向其东部地域的两次大的扩展。前一次主要是以元朝统治集团为依托对象向中原地区的扩展，并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后一次则主要是向整个蒙古社会及蒙古地域的扩展，这次扩展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且其扩展的结果是导致了藏传佛教文化圈向整个东北部地域的大幅度延伸，并使得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上紧密地结为一体。毫无疑问，藏传佛教文化圈这两次以蒙古为对象的大规模扩展，均标志着西藏文明重心的向东倾斜，这种倾斜使西藏最终通过蒙古这一枢纽和桥梁而归属到中原政体之中。也就是说，西藏与蒙古之间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深刻联系，不但在地域空间上直接决定了西藏文明的走向，而且对西藏最终归属于中原政体起了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西藏的文化，尤其是藏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性质文化始终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存在着一种异常密切的联系。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以游牧和狩猎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在以藏北草原为中心的西藏高原范围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而西藏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加工技术都与我国北方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远在新石器时代，藏北高原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不仅在基本文化面貌上大体趋干一致，而且二者已存在一种文化内涵上的深刻联系。在吐蕃时代，吐蕃王朝的扩张也主要呈现一种由东北方向沿青海、甘肃、宁夏而及于新疆、陕西，向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延伸的势头。这种扩张势头，使吐蕃无论在文化和种族上都大量地吸收和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成份。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吐蕃的扩张将由中国北方西迁青海的一支强大的鲜卑系游牧民族——吐谷浑最终融人了藏民族之中。所以，藏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地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血统。

　　藏民族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除了在种族与血统上存在亲缘关系外，二者在文化上的渊源联系同样密切。以西南考古研究见长的童恩正先生在80年代中期曾以其独特的敏锐和见识从考古学角度指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他通过对我国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南至青藏高原一带的大量考古发现材料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发现在这一地带中存在着众多的、惊人相似的考古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包括细石器、石棺墓、大石墓——石棚和石头建筑遗迹以及建筑、葬式、墓葬结构、考古器物等等，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童恩正先生进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我国从东北沿蒙古草原至西南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并从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形成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位置恰好处于这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端，所以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提出，对于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系统角度来认识西藏文明的内涵和走向无疑具有重大价值。它至少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青藏高原的文化，即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同中国北方游牧系统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虽然童恩正在论证边半文化带时，其时限和材料都主要限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并未涉及到铁器时代以后的历史。但是非常明显．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不但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而且还获得了重大规模的发展。最突出的体现即是13世纪以来蒙藏两大民族在这一边地半月形文化地带中所发生的宗教文化乃至政治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假如我们将13世纪到16世纪蒙藏两大民族间连续以宗教文化为主线而发生的深刻联系视为是青藏高原文化与北方游牧系统文化的大规模的交融与沟通，那么，这种交融与沟通显然正是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两地的文化不断经由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发生联系、交流、积累与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突破性结果。

　　由于历史上藏民族与北方游牧系民族发生的长期交往与联系而导致蒙藏之间在种族与文化上存在明显亲缘关系，因而决定了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上存在着明显的融通性．首先，蒙古是一个传统信奉萨满教的民族。萨满教为一种原始宗教，曾广泛流行于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中。“萨满教”是以通古斯用语对这一宗教的统称，各民族对这类宗教有不同的称呼，我国历史上信仰这一宗教的民族有满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萨满教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故其内涵大量的巫术成份。然而，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西藏本土同样存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教，对于苯教的类展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属于萨满教一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藏苯教应属萨满教类，尤其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苯教。但是，有一点异常明显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即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似之处。有学者在将西藏苯教与萨满教进行了系统比较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以性质、作用、宇宙观、崇拜、仪式、占卜、服饰和法器诸方面，对西藏地区的苯教同萨满教作了一些比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苯教在很多方面同萨满教有所重合。苯教可以说确是萨满教在西藏地区的表现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带有西藏地区民族的特点。苯波，显然就是古代藏族中的萨满。”西藏在公元8世纪以后形成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印度排教密宗与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宗教，又称“喇嘛教”。由于藏传佛教本身内涵了大量的苯教内容，即西藏“由喇嘛代表的佛教之特殊形式吸收了大量的巫术仪轨内容和形态以及一系列的守护神，”因而使得“藏传佛教本身富有神秘色彩，其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与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萨满教的风俗，颇能融合。”也就是说，包含了大量苯教内容的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融通性。

　　蒙藏两大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宗教上的融通性，乃直接构成了13世纪以来二者连续在宗教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上发生紧密结合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基础仅仅代表蒙藏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结合的可能性，它本身并不构成二者发生结合的必然性。在13世纪以来的历史中，促成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深刻联系的原因，主要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蒙古的扩张性。13世纪初蒙古的出现，乃是集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之大成的一个结果。因此，蒙古族的诞生，其本身即代表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强大的突破性发展势头。这一点从蒙古出现之始便以强大武力迅速向外扩张即可获得证明。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地域空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南下入侵和征服中原，二是向西扩展。蒙古也不例外，其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张和发展也主要呈现出南下和西向两大趋势。所不同的是，与历史上其它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乃是一个实力更强大、因而也更富征服性与扩张性的民族．因此，蒙古强大的扩张及其向西发展的势头，在13世纪以后的历史中乃构成了蒙古征服和统治西藏的必然趋势，因此也使蒙藏两大民族的交汇具有了必然性。

　　第二，蒙古自身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宗教需要。假如说13世纪以来蒙古强烈的扩张性使蒙藏两大民族的联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蒙古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宗教需要，则进而构成了蒙藏之间在宗教文化上发生深刻联系的必然性。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蒙藏两次在宗教文化上发生联系，都不是以西藏对蒙古萨满教的接受，而是以蒙古对藏传佛教的接受为结果；同时，蒙古两次对藏传佛教的接受均是在自身处于某种突变性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是13世纪蒙古势力在大规模向中原发展，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过程中接受了藏传佛教。第二次则是16世纪蒙古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开始从过去单一的原始游牧畜牧自然经济向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转变，新兴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而接受藏传佛教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蒙古因自身发展而产生新的宗教需要时，都总是导致了其对藏传佛教的接受，而不是导致其对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和道教的接受？其原因显然在于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和道教均为农耕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它们在文化内涵上与蒙古的萨满教文化存在较大的距离和隔阂。

　　此外，从经济类型和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藏传佛教的文化特点也较为符合蒙古民族性格与民族传统。这一点在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上表现尤为突出。藏传佛教格鲁派兼有显、密两方面的内容，它是一种最适合农区与牧区相结合的经济特点的宗教。它的显教理论能够为蒙古的政治变革和新兴的统治阶级提供一种较之萨满教更系统、更完备的理论依据；而它的密教实践中既有大量的“神咒法术”能与萨满教相通，同时又有医占历算掺杂其间而为被满教所不能匹敌。因此，格鲁派的密教实践既可满足原蒙古大众对萨满教的心理需要．又更胜萨满教一筹，这正是导致藏传佛教格鲁派迅速为蒙古社会所接受，并最终败代蒙古萨满教的原因。

　　应该承认，13世纪，蒙古在地域空间上主要采取向西和南下中原的两大扩张趋势，的确是使蒙古在西藏与中原政体之间成为联系纽带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一方面蒙古向西扩张和发展使其与西藏发生了深刻联系，另一方面蒙古南下向中原的发展又使其与中原政体发生了极为紧密的联系，这样西藏与中原之间经由蒙古这一纽带和桥梁而最终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关系。从表面上看，在这一过程中，蒙古的作用似乎主要取决了它的扩张性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事实上，从更深刻的实质性背景来看，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体政治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切的说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作用。假如我们将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在宗教文化上的不断结合，视为从西藏自中国北方地域上的一个蒙藏文化带的形成过程，那么，这条蒙藏文化带显然成为了13世纪以来直接规定西藏文明发展轨迹，并将西藏逐步引入中原文明体系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纽带。因为这条文化带的形成所带来的结果，不但导致了西藏在文化重心上的向东倾斜，而且随蒙古向中原的发展也进而导致了西藏在经济利益和政治上向中原的倾斜，这种倾斜使西藏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向于中原政体的原动力，从而使西藏最终被牢固地纳入了中原政体之中。由此可见，西藏向中原政体的归属主要是一种文化倾斜的结果，是由深刻的文化背景所决定，准确的说就是由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内在和必然的联系所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向中原政体的归属不仅具有文化上的必然性，而且它本身也主要是文化演变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点，正如英人柏尔在其《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西藏之天然亲属，自应为中国联邦中各种族，其宗教、伦理及社会风俗皆有公共基础，历史上亦系自始联结。”

　　从宏观格局看，历史上包括青藏高原在内以及青藏高原东部方向的中国地域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文明区，即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区；以北方草原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游牧文明区和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西藏文明区。虽然汉族文明区与北方游牧文明地区两者均位于西藏的东部方向，但应该承认，西藏文明作为一种很独特的高原文明，它与中原以农耕为特色的汉族文明之间的确存在一定距离和差异，相反，西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则有着较大融通性，而同时由于历史上中原汉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两大文明之间的长期交融与碰撞又使得汉族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具有了很大的兼容性，这种格局，也许正是西藏归属中原政体的过程，很大程度并未直接通过与汉族文明的联系来实现，而且通过了与之较为接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即通过与蒙古的宗教文化联系来得到实现的原因。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西藏归属中原政体的过程中，西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蒙藏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深刻联系无疑起了最具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