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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和“文明”之争——英国早期游记的中国形象考察:综述(1
来源:  作者:秋叶  点击:次  时间:2001-07-27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早期英国关于中国的游记,作者停留时间最长、考察的范围最大、报道最详尽最深入的无疑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1793-1794)5个成员的5部旅行记或日记。(其实,使团成员中做记录的远不止5人,但其他至今尚未出版)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该书已有中译本)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而最早出版的一部是当时的英国书商雇“枪手”根据运送使团船只的士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日记整理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此书于使团回国的次年出版,显然是为了满足当时英国人迫切想知道第一个使团访华情况的愿望。但是,快速出书肯定会牺牲质量,再说一个管理船只的士官不可能知道一些核心的东西,因此,本书除在时间上拔得“头酬”外,已逐渐被人淡忘。其中值得注意的反而是10年后才出版的使团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1804)。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旅行记描写了中国的建筑、语言文字、科学、宗教、妇女、家庭、乃至行政、司法等方面。在他的600多页的篇幅内,涉及的面简直可以与18世纪最具权威的“中国百科全书”——法国传教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想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用的是他的同胞安逊的口气,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正使”马戛尔尼关于其中国之行的日记及观察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在1962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该书有一句题记摘自其1794年1月15日日记:“没有比用欧洲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更为荒谬的了。”但是,从使团的几位成员的旅行记来看,虽然不乏客观中性的细节描写,但常常有以英国或欧洲当时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冷静地一想,英国人谈中国,不用欧洲或英国的标准那用什么标准呢?难道要用我们中国或虚妄的“国际”的视角或标准?可见,马戛尔尼的忠告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用作对自己的勉励倒可以。
  
  大家知道,英国访华的第一个使团以失败告终,而且,英国人在其官方报告及成员的旅行记中基本上是一致把责任推到中国政府的傲慢以及中英的文明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消息传到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的耳朵里,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已在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因此就判断欧洲中国形象的逆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批评由来已久,就是一般认为充满溢美之辞的耶稣会士的著作也不例外,为什么此次使团的旅行记的一些批评就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呢?舆论的变化很难说是由一个事件、几本书决定的,而且舆论一般也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
  
  这次使团显然掀起了第一次英国出版关于中国游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很快就落下。在与英国人派出第二次使团即阿莫斯特勋爵使团来华(1816)之间的20余年,现在能看到的仅有5部英国人写的中国旅行记。这第二次使团真是富有戏剧性,他们在北京仅停留10个小时即被赶回国,中英双方均指责对方“无理”和“放肆”。虽然使团成员还是被允许基本上沿着马戛尔尼使团回国的路线经陆路从广州登船回去,但他们是怀抱一股被驱逐的怒气和未完成使命的泄气走完这段行程的。这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形象塑造。本次使团留下了两部旅行记:勋爵秘书亨利埃利斯的日记和医师兼自然学家克拉克埃布林(Clark Abel)的旅行记(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此后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又出版了五、六部关于中国的游记。但英国上下对中国的热情已从文化好奇转到如何用武力征服。经过英国人两个世纪的实地考察,两个使团的情报收集,中华帝国这只“黔驴”,不用让它踢出“绣腿”,英国人也基本知道它有多少本事了。
  
  从下期开始,我们将以英国旅行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为基点,来介绍鸦片战争(1839-1842)前英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游记。我们以勾勒“形象是什么样的”为主,进而针对作者中国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做些必要的分析。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系列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想让国人不仅能看到英国的中国观演变历程的缩影,而且还可以体会东西两大文明之间首次碰撞和适应的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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