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武定天下之后在西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但是亲善、怀柔、安抚的政策被后来的唐王朝统治者逐渐弱化，而另外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萝卜的短期行为。

　　怛逻斯战役之前，唐朝在兵员制度上已经开始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样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省了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财力的消耗，但是后来也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

　　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

　　边防数十万人马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军费开支。例如开元初年，每年仅边疆军费就大约耗钱200万贯，开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万贯，到天宝末年就变成1500万贯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大唐的国库只有愈发干瘪了。

　　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怛逻斯战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

　　历史学家大多强调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的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历史演变。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提到“唐患在西戎”，也应该与此有关。正是大唐经历的怛逻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王朝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利用当年怛逻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4]。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尽管认为怛逻斯战役之败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经营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大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元气殆尽，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的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剧。但是，正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后人在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它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逐渐经历伊斯兰化的历程。

　　另外，在判断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人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役“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5]。

　　怛逻斯战役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此字字库没有，写法为“澴”字去掉三点水，改成耳刀。－－笔者注）、吕礼为“织络者”[6]。

　　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的边防部分（卷一百九十一）中摘引数段；杜佑在这部分的《西戎总序》里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7]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参考资料：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3、《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八》

　　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5、薛宗正。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6、（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7、《通典·卷一百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