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蒋氏夫妇的印度之行，在与英国殖民当局会谈的同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主要是两大民族在道义上的互相鼓舞。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国的活动。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蘯。”“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 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专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党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可是，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这次罗斯福的诺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传，或是口惠实不至的空话。其实，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这一年11月陪同蒋介石到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确实非常卖力。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给她颁发了勋章。不过，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外，军事上讨论得最多的缅甸之战，经济上蒋氏要求十亿美元贷款，后来都一一落空。

　　要比较准确评价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必须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了解。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其要点是：1.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既是传统外交政策，又符合当前需要。2.不允许日本进一步扩张，但又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3.中国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虽然蒋介石政府专制、腐败、无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坚决制裁日本，听任战略物资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违反美国《中立法》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秋到40年秋，美国给了中国总计7000万美元的三笔贷款，1940年11月30日又宣布给中国一亿美元贷款。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给有关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国也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争取这些援助的经办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的创办人陈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认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 他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国。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国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国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国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国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国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 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1942－44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专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国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 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坚持一个中国的贡献与败笔

　　宋美龄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这赢得许多人的赞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她仅限于表明自己态度，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台独思潮所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国民党错误地镇压1947年的二二八群众运动；一贯听任特务横行，摧残言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迫使一些人走向极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个体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必然日益抬头，社会需要新的制度整合，必然出现强烈的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的呼声。当时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或恳切陈词，或努力抗争，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如果及时聆听民意，推进改革，就有可能化解极端，化解戾气，实现社会平稳发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在这些问题上长期反映迟钝，乏善可陈，延误了时机，正好为台独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后来她在台湾的影响日益式微，也与她没有察觉社会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转型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宋美龄主观上坚持国家统一，客观上却为台独力量的成长种下孽根。就纠正国民党的历史性错误而言，她的认识和行动远远落在政见常常与她相左的蒋经国后面。

　　性格与绯闻背后

　　宋美龄的成就与不足，首先决定于环境。20世纪头三十年的革命风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内的一批革命新贵，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异，又决定了日后各自书写的历史。与蒋介石关系很僵，但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蒋夫人 “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其他在近处观察过她的外国人士的评论大同小异。

　　史迪威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证实：宋美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面的表现是爱国。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点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现代文化。为什么一个在美国成长的知识女性没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记录？蒋宋结合，互相影响，蒋的影响是主导一面；蒋氏口口声声强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特点”掩蔽了她的眼光。蒋介石鼓吹按照中国“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各级军政大员既是为民作主的君，又是教化民众的师，宋美龄没有超越这个“君师合一”的视野。在她眼中中国人要的是吃饱饭，彷佛还不配享有现代人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这应该是观察其成败得失不能忽视的一个基点。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位“爱权”的夫人爱不爱钱？人们现在说，宋美龄除在上海有一处房产外，没有地产，也不过问金钱；晚年更靠孔家供养。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专制统治者往往国库与私人财富界限模糊，臣下巴结唯恐不及，不惜随时动用公帑满足其欲望；或者早已为之留下足够的储备，即使不在台上了，也自然有人供奉；这类人完全可以不像升斗小民那样必须掐着指头计算收支。20世纪中国统治者中这不是孤例。孔家钱财有多少是靠“最高领袖”夫妇庇护下取得的，恐怕是永远没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

　　再看看蒋家贴身侍卫披露的一个细节吧：宋美龄有数不清的旗袍。一个专用的裁缝师傅张瑞香，“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他“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三百六十四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知道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 这位御用裁缝，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养着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这一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丑闻；在蒋家统治下的中国，却不过是小菜一碟！

　　宋美龄是蒋介石合法迎娶的第四个女人。蒋氏本来是花天酒地，在上海染上杨梅大疮的角色。宋美龄也有不少绯闻。不过，人们绘声绘影讲述的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与她幽会，蒋介石亲自捉奸的故事，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即使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是靠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收入去满足其私欲，他们的成败得失都不取决于是否好色。宋美龄的绯闻，不管是真是假，都无足轻重。应该摒弃的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卫道士文化，以及体现人性弱点的偷窥癖，而对私生活应有足够的宽容。

　　更值得重视的是罗斯福夫人记下自己目睹的宋美龄故事：“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 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号称“民国”的第一夫人居然不假思索，立即想到用杀戮工运领袖的办法去解决罢工问题！要是说蒋宋婚姻体现着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那么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是西学附属于扼杀人性的东方中世纪意识形态。不能轻视这玉手轻轻的一划，它显露出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吞噬了这位夫人的灵魂！

 

    

注释：
1 《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第7页。
2 同上第202－208页。
3 泽勒：《端纳在中国》，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38、341页，南京。
4 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第352－395页，香港。
5 泽勒：《端纳在中国》，第370页。
6 陈平译：<蒋夫人一九四三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总第398期（1995年7月）第16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第152页。
8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页，台北。
10 《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北京。
11 翁元口述：《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北京版第106、107页。
12 杨天石：<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13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台北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