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wto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 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1688年)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v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vi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vii

　　第二． 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 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 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关键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

　　第五．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注释：

　　i 《唐律疏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第30－31、33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上海。议》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236页；《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第215页。但从《唐律》至《大清律》也规定父母许令分产者不予追究。

　　ii 转引自田时塘等著：《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第110页。

　　iii 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第30－31、33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上海。

　　iv <自由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35页。

　　v 向继东：《杨小凯访谈录：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士柏咨询网2001年6月17日。

　　vi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第17、2页。

　　vii 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