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社會運動」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在二十世紀，「社會運動」這一術語，剔除原來的歷史涵義，被用以描述各種社會現象：相關迷信或宗教的集體行為、有議題的集體活動或抗議、有組織的革命行動等等。這些活動，內容和形式各有差異，但是具有共同徵象：社會運動的組織不具體制形式，所以由領導者直接引導追隨者，反對現存的社會體制、資源分配或價值觀。
統治、資產以及大部分的小資產階層，由於是既得利益者，對於社會運動的觀感保守；認為社會運動具有下層階層的非理性、混亂本質和狂暴的可能。對於下層階層，即使是被煽動而起的暴民而言，社會運動是一種抗議、反抗或改變問題的希望；因此，期待現存社會體制或價值觀發生混亂，產生調整或改造的機會。就這種上、下有私利得失的階層對抗而言，社會運動的發生，它的兩面：運動陣營和被運動對象，就像阻隔其間的鐵絲網龍、帶尖刺的拒馬，有非理性、混亂和狂暴的實質和象徵。
群眾是社會運動成敗的一個主要因素，群眾人數越多，越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和政府當局的讓步，但是，也更可能引起保守勢力的反對，和政府當局的武力鎮壓；這個臨界點難以評估，群眾的欲求目標、耐力和抗壓程度不一，現場氣氛的冷熱起伏，也都是難以預測和把握的。因此，社會運動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群眾的人數、情緒的冷熱；領導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社會運動很少是初始就有組織、有領袖；群眾聚集衝動是因為不滿情緒瞬間爆發，因此，領導者往往是情緒的煽動者，而非理性的領袖人才。社會運動中，領導者的成功，不僅是群眾造成變化的結果，而是領導者能夠適時把握住一些偶然因素，使他們找到自己可以代表的群眾，加以動員、組織、創造出自己的政治優勢。這，正也是為何大眾聚結播種的社會運動，結果常由寡頭獨吞，甚至於出賣。
以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統計數字來看，台灣總人口數約為五百四十五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約五百零二萬）為閩、粵早期的移民及後裔，就是「台灣人」。其他人口，還有台灣原住民族約八萬八千人，「中國僑民」約五萬九千人，日本人約二十八萬人。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主要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現代思潮，主要有民主、民族自決、無政府和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自決喚醒了「台灣人」親近「中華民國」的漢民族意識，或「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台灣人意識。雖然曾為「滿清中國」的子民，但改隸日本帝國已久，滿意於文化、經濟、交通和衛生等等相關生活條件的提升，台灣人中也就有甘於成為日本皇民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則鼓動起台灣農、工和小市民階層為主的無產階級運動。
日據時期的台北街頭運動
日據時代，具現代意義的台灣社會運動，始於知識階層對於民族意識的啟蒙作為。這些受現代教育的台灣第一批知識精英，散佈於全島各地，並不像現在多在台北聚集。畢竟，台北建城為台灣政、經、文化中心，取代中台灣，不過是近一百二十年的事。
日據時代，台灣中部社會的思想較南、北進步；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前後，上流階層紛紛將子女送往日本留學，因此在接觸現代思潮占有先機。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爆發於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兩個資本主義列強集團的爭戰。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間，美、德、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強國開始超越老舊的英、法資本主義，貪圖後兩者廣大的殖民地；德、英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大戰爆發。一九一九年，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在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與會各國代表有千餘人，全權代表為七十人，但是會議由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把持。因此，巴黎和會，其實只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安排歐洲、西亞和非洲的新秩序，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贓大會；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矛盾。戰敗的德國遭受苛刻的勒索；對於蘇維埃俄國，和會密謀加以經濟封鎖，並籌組國際聯盟來對抗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和會上仍然是被宰割的對象；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但英、美、法卻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但是，一九一八、九年，歐洲興起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思想的思潮、「巴黎和會」和約條文中收入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對於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衝擊極大，促成了民族意識的全面覺醒。一九一九年，中國在五四運動後成立的全國學生聯會，受俄國革命影響急速左傾，一九二○年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中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此外，一九二三年，共產主義在日本國內興起，導致學生熱烈研究馬克思思想。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因此也產生一支共產主義的徒眾，和主張民族自決的學生對立。一九二七年，這些學生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並連絡台灣各左翼團體，尤其是台灣文化協會中的左派和農民組合幹部；暑假回台時，則與這些團體合作，參加演講會和政治活動。這些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對於台灣的啟蒙運動當然扮演了先驅者角色，而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世界的動態。
台灣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樂於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既不熱心也無表現，所以被中國和朝鮮的留學生譏諷為「唯唯諾諾屈從日本統治的愚民」。後來，隨著個人成長、知識發展，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興起、朝鮮革命、中國革命的展開，才被喚醒了民族意識。這些出身中南部的知識分子，以島內的林獻堂（台中州）和蔡惠如（台中州）為領袖。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州，畢竟是小市民和雜役眾多的都會和工業區，產生了「台灣第一反」蔣渭水；這位醫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者。由於蔣渭水的促成和發起，台北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發源地和運動中心之一。
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按性質大抵分為文化、政治、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革命、農民、勞工。由於都會和工業區的特性。台北地區的社會運動，除了民族主義相關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主要是表現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抗爭。日據時代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雖然聯繫活絡也常相互支援，但是南、北的志趣，因地緣和產業不同有明顯差異。關於台灣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台北除了是無政府主義團體的發起地，在農民運動領域甚少表現；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似是南台灣的專門。南台灣，也有北台灣所沒有的，武裝性中國民族革命運動。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林獻堂出資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北、台南和台中演講；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辦歡迎會。與這位伯爵同行的還有一些日本人，這些人的演講，或責難總督府的政策，或批判日本官員的施政，甚獲台灣人的感動。第二年，板垣退助伯爵再度來台，在鐵路飯店創立「台灣同化會」台北總部。「台灣同化會」由日本人和台灣人組成，認為「日本合併朝鮮領有台灣，並非日本的侵略主義而是國防需要，為了未來黃白兩大人種的大戰，日、中兩國應互相提攜，以台灣人為先驅，促進日、中兩國的關係；畢竟，日本人和台灣人本是同文同種，德育上也有相一致的」。「台灣同化會」在日本、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會員；台灣會員對於能和日本人地位平等抱有幻想，但日本會員多有居心不良藉此斂財的。一九一五年，這會以危害公安的理由被勒令解散。這種期待日本政府平等對待台灣人或給台灣人自治的社會運動，以後主要還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由林獻堂和蔡培火領導的運動，前後歷時十四年，組團前往東京請願十五次。一九二六年，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帝國議會聲明「在台灣、朝鮮設置特別議會是違憲的，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而島內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轉向，也不再給予熱烈支持；因此，台北就不再熱中往年請願團去、返東京的歡送、歡迎會。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中學舉行成立大會。意於指導及推行民族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當然懷有政治目的；但是，這會的宗旨書，避諱政治，僅寫相關啟蒙台灣文化的意思。台灣文化協會宗旨書的要義，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似可用；它說：「現今的文明是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想則呈混沌、險惡的情勢……日本的海水通達歐美，台灣海峽實在是東西南北船舶往來的關口，也是世界思想遲早將匯合之處(但是，台灣時常不能跟隨世界的進步)……現今島內的新道德尚未建設好，舊道德卻已經逐漸衰退，因此，社會的制裁力量失墜於地，人情僥薄，人人唯利是圖，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言，身屬上流者也概以揣摩迎合為能事，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最終目標；另一方面，青年人多安於眼前的小成，薄志弱行，更沒有確實的大志……一想到此，台灣的前途實在不禁令人寒心……」
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教化運動，以發行《會報》，設立報章、書、刊閱覽所、開辦文化書局，辦理各種講習會、演講，放映附帶講解的電影，推行新劇等來運作。一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就幾乎聚集了當時全島各地，以及各種思想的精英為幹部和會員，形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因此它的活動立即顯現出反抗日本統治的態度。由於對於社會大眾及學生具有影響和號召力，聲勢浩大，以至於日常接觸的警察、鄉鎮官吏及學校職員，執行職務時常會遲疑和畏縮；台北師範學校學生的騷動就是一例。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三日，有學生在大稻埕新街派出所附近，當著警察面前靠右側行路（規定是左側），二月五日下午五時也有數十名學生在東門街派出所前故意右行；這些學生均不服糾正，且以言詞挑釁。當晚，其中一位執勤警察利用休息時間前往學校要求校方訓誡學生，學生就在宿舍踐踏地板喧鬧惡罵，甚至於對他丟石頭；最後，演變成六百名學生的騷動，結果遭到警察署長在內的七位警察的鎮壓。
台北的「無產青年」團體，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在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太平國小）舉辦同學會，企圖成立「台北青年會」；廈門留學生翁澤生在席上以台語演講，造成混亂。後來，歷經一九二五年的籌辦列寧追悼會（一月），台北青年體育會（三月）、籌辦五一勞動節示威運動（五月）、以及推動台北青年讀書會的恢復（該會例行在淡水河泛舟開會）等等活動的歷練和轉演，終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台北市大正町大正公園（南京東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協議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這個聯盟的台北無產青年主要為王萬得、周和成、王詩琅、洪朝宗等。這個秘密結社的聯盟，致力於宣傳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對他們來說當時這兩種思想並無分別）。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另一批主力是彰化無產青年；這個聯盟，利用台灣文化協會陣營推廣無政府主義思想，所以也是全島性的運動。但是，它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並不具組織。這個團體積極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反對台灣文化協會當時的運動路線。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受檢舉和禁止，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遂被共產主義運動取代，僅殘餘新劇運動（改良風俗、打破迷信、諷刺勞資關係）和放映電影。台北共產主義的抬頭，始於台北市人連溫卿；他在彭華英、謝文達等人在上海和北京推行共產主義時期，就常和她們有聯繫。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他和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人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後又取得台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台灣共產黨的組黨推手林木順和翁澤生都是中國共產黨員；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二十八日，他們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組黨大會，它的名義卻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組黨大會當天，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代表參加，日本共產黨因為選舉正忙未派代表，所以希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十一月，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謝雪紅受日本共產黨指令，在其台北市御成町（中山北路二段）租住處，與中央委員林日高、莊春火開會，成立組織部和宣傳部；這是台灣共產黨在島內的中央機關雛形。因為需要處理黨務和落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市太平町（延平北路一、二段）租下店鋪計畫開辦國際書局，販賣左翼報紙和書刊；書局在一九二九年元月開幕，一九三○年搬到京町（博愛路）。台灣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團體一樣，在島內也沒有組織，也是完全透過轉向後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擴大影響，漸及全島，尤其是青年知識階層。起先這種影響只及台灣青年，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共產運動的蓬勃以及經濟的不景氣，在台灣的日本青年中也出現共產主義團體，和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都有聯絡；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台本市古亭町（南昌街、晉江街）出現「第一線讀書會」的集會所，這是「赤色俱樂部」的秘密結社，會員聚此每晚研究共產主義。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元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在臨時總會中終於分裂，由激進工農無產階級運動的勞農派共產主義思想者連溫卿一派，取得文化協會的指導權。蔣渭水、蔡培火以及同情無產階級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左派，只好另闢蹊徑；歷經台灣自治會、台灣同盟會、台灣民黨等組織的嘗試，終於七月十日在台中成立「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雖然派系有別，但是在蔣渭水派下，一方面發展聯合農工商各階層的民族運動，一方面也認為應該結集勞動者和農民大眾推行階級鬥爭；他們初期在爭取勞動團體農民團體的指導權，或者推動這類團體的成立，頗有成效。台灣民眾黨，在台北州的支持勞動團體有土木工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北石工工友會、台北店員會、台北裝箱工友會、台北洋服工友會、台北木工工友會建具指物部、基隆運送從業員會、基隆木工工友會、基隆店員會、蘭陽總工友會；一般團體有汐止民生俱樂部、台北勞動青年會、艋舺勞動青年會；農民團體有蘭陽農業組合。台灣民眾黨，在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各州都擁有勞動團體的支持，除高雄外各州也擁有一般團體的支持，但是在農民團體方面，只有新竹農友組合支持；這因為農民運動，當時已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台灣農民組合」在全島運作，且和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連結，使得台灣民眾黨難有表現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