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历史周期律”的发生，从内因上看，主要与执政者的执政模式有关。考察一部人类政治史，主要有两类执政模式，一种是专制执政模式，一种是民主执政模式。中国历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各国，都是专制执政模式。现代一些所谓极权、威权政体国家，也可以说是专制执政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专制和人治”为特点的专制执政模式，是“历史周期律”一再发生的根本内因。“历史周期律”是专制执政模式下的一条“政治铁律”。
为什么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无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我认为，是因为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三大问题：
一是它无法解决执政者的腐败问题。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执政模式下毫无民主可言，毫无监督可言。对于腐败的官僚、政府和体制，人民没有说不的权利。而专制执政者所谓反腐，往往动机不纯，其深层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且治标不治本，疏于制度建设。再者司法不独立，行政司法一体化，反贪机构以黑反黑，结果是越抹越黑，越反越腐。最后因腐败而人亡政息。以明朝为例。明朝建立之初，他就总结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于是提出“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并推出一系列铁碗治吏的措施。他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措施不可不谓严厉。然而结果又如何呢？明王朝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大贪官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朱元璋由此喟然感叹：“我欲除贪赃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直至被农民起义推翻。
二是它无法解决权力的更替问题。权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历代专制执政者无不视权力如生命，幻想江山永固，为攫取权利、巩固权利未雨绸缪，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却陷入争权夺利、流血斗争、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恶性循环。这在历史可以说司空见惯。
三是它不能真正解决好国计民生问题。历代专制执政者也大都重视发展经济。民富国强这个道理他们是懂得的。建国之初，如西汉、唐朝、明朝等，一般都采取轻瑶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带一定的好处。但往往好景不长，在专制执政模式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然大行其道，阻碍经济发展。执政者唯上不唯下、与民争利甚至鱼肉百姓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出现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官逼民反。
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跳出了“历史周期律”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我们还太远，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就离我们近得几乎窒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不过几十年光景，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便红旗落地，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周期律”的强大威力。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把原苏东国家的执政简单归结为专制执政模式。因为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古代君主制国家以及现代某些极权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原苏东国家的执政者未能尽快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没有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模式。在某些做法上，甚至还停留于专制执政模式上，从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如此。例如列宁把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暴力工具。
四、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与专制执政模式相反的是民主执政模式。如果说专制执政模式的特点的“专制加人治”，那么民主执政模式的特点则是“民主加法制”。如前所述，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败、权利更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不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而民主执政模式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民主执政模式或许无法彻底消除腐败这个毒瘤，但它一定能把它控制在一个较轻的程度。因为它有民主监督这个利剑，谁腐败，谁下台。当代世界各国中，凡是民主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少，反之，就比较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执政模式是解决权力更替的最好办法。还权于民，由选民选举决定权力的更替，既保证了权力执政为公，又确保了权力更替的和平有序进行。诚如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现代政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产生了多少书籍，有了多少发明，诞生了多少伟人，而是找到了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方法。现在，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
民主执政模式也是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真正保障。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执政者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可能在一段时期造成经济飞速发展的景象。但往往因为刻意追求政绩工程，只注重短期效应，大搞形式主义，其结果是造成经济或先天不足，或畸形发展，最后经济增长失去后劲，陷入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状态。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就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而民主执政模式国家实行民主执政和科学决策，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即使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样的困难，也比较容易挺过。
民主执政模式能确保国家实现长治久安，这已经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这些国家自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已历200余年，历历经内忧外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依然薪续火传。当代美国政府用的还是华盛顿时代制定的宪法，升起的还是那面国旗。而马克思在上个世纪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至今也没有敲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基本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我看主要是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成熟是民主执政模式。
五、余论：“民心论”、“忧乐论”与“历史周期律”
关于执政的成败得失，历史上有两种值得一提的论点。一是“民心论”。认为“民心”是关系到执政者成败得失的关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二是“忧乐论”。 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在它创业初期，励精图治，所以统治稳固，在它功成名就之后，便骄傲自满，贪图安逸，所以走向衰亡。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黄炎培先生在谈“历史周期律”时也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长期以来，这两种观点都很有市场。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这两种观点视为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抓住了“民心”，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了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殊不知，这两种论点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真正找到“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民心论”和“忧乐论”的希望是美好的，但它治标不治本，它把希望寄托于能“得民心”的“青天”身上，寄托于能“克勤克俭”的“清官”身上，而忽视了最根本的是要靠民主和法制来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要靠民主和法制使确保官僚机构清正廉明。抽象的“民心”，只有转化为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说教式的“忧患意识”，也不能真正使执政者如履薄冰。历朝历代，能认识到“民心向背”的执政者大有人在，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一道理的也大有人在，不能不承认他们在这两个方面也作出过一些姿态和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