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的佛教传入吐蕃，从藏文文献中所反映的线索分析，可能在吐蕃与于阗发生联系后不久。如《汉藏史集》载：“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的两千年间，于阗国有佛法之影像及舍利，此后教法毁灭，于阗国和疏勒、安西三地被汉人、赭面、粟特、突厥、胡人等摧毁。其后，有一名菩萨转生为赭面国之王，在吐蕃地方兴起佛法，建立佛寺及佛塔，立两部僧伽。王臣逐渐奉行佛法，从其它地方迎请许多堪布和佛经。于阗国也被纳入吐蕃王国统治之下。这以后，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此时赭面国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他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63]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藏文《于阗教法史》中。[64]这一事件,据析可能发生在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到吐蕃之后约二三十年后[65]。
尔后，于阗与吐蕃两地不断进行交往，作为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心，于阗对于吐蕃佛教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青史》记载，赤德朱登王时代，“修建了扎玛正桑等一些寺庙,又从黎域（于阗）迎请来很多和尚”,以传播佛法。[66]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佛教兴盛，译经之风大起，“一些精通翻译的人，将印度、汉地和于阗等地区的佛教，凡是能得到者，大部分译到吐蕃”。[67]《巴协》中也记载在修建桑耶寺的过程中，“召来了汉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黎域、吐蕃等各地的能工巧匠”，[68]足见于阗的佛教艺术也传到了吐蕃。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论及他对西藏佛教艺术的看法时特别指出：“在西藏寺院中见到的若干塑像上可以观察到印度的沙西文化（Shahi）的影响及来自尼泊尔或中国中亚（于阗）的某些早期影响”；[69]并且提出“艾旺（引者按：西藏中部地区的一座寺庙）的碑铭上也有关于于阗及印度影响的更多的资料”。[70]这些材料都与藏文史料的记载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由于吐蕃与于阗之间早已开通了“吐蕃－于阗道”，而这条道路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应是吐蕃西部的象雄（羊同）旧地，所以，于阗佛教传入吐蕃有很大的可能是以此作为中介的。
四、古代迦湿弥罗与吐蕃的文化联系
上文中我们曾经论述到，吐蕃与中亚西域交通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象雄（羊同）过迦湿弥罗而进入天竺的“吐蕃五大道”。
虽然已有迹象表明西藏与克什米尔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上溯到史前石器时代，[71]但两地之间发生比较密切的交往，应当还是在吐蕃征服象雄，与迦湿弥罗直接相毗邻之后。
迦湿弥罗，又称为箇失密，即今克什米尔（Kosmrra）。汉文史书中最早记载吐蕃与迦湿弥罗之间发生交往，可能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史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吐蕃、尼婆罗出兵助王玄策败中天竺后，有“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72]杨铭考证此“迦没路国”可能即为迦湿弥罗国的另一音写，[73]当从。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载，沙门玄照于贞观年中“还蒙敕旨，令往羯湿弥罗国，取长年婆罗门卢迦溢多”，途中曾路“遭吐蕃”，可反推当时迦湿弥罗国来朝，应当经过吐蕃，与吐蕃当有相互往来。
慧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巡礼天竺时，羊同已为吐蕃所并，迦湿弥罗与已成为吐蕃属地的羊同紧相毗邻。《往五天竺国传》云：“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婆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别。”[74]据慧超对此国的记述,该国“王有三百头象，住在山中，道路险恶，不被外国所侵，人民极众，贫多富少，王及首领诸富有者，衣着与中天不殊”，信仰佛教，“王及首领百姓等，甚敬三宝，国内有一龙池，彼龙王每日供养一千罗汉僧”，“国内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75]
迦湿弥罗的佛教曾经传入到于阗。《大唐西域记》载于阗国“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兰，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王遂请礼，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76]另外，同书还记载王城三百余里有“勃伽夷城”，城中有一佛像是于阗古代某王子在逾雪山讨伐迦湿弥罗国是战争中带回的。无论这些传说的真伪如何，也反映出迦湿弥罗佛教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
目前，虽然迦湿弥罗佛教直接对吐蕃产生影响的记载并不丰富，但从对史料的爬梳剔抉之中仍可见到一些线索，如据白玛噶波与布顿大师的记述，吞米·桑布扎是从迦湿弥罗学习回来后，根据克什米尔文在拉萨木鹿宫创造出三十个字母，从而产生了古代的藏文；[77]据《拔协》一书的记载，当年修建桑耶寺的工匠中，曾有来自克什米尔的匠人；[78]另外，桑耶寺建成之后，赤松德赞派人到印度去迎请佛教僧人，从印度请来的人当中除有大乘密宗的无垢友、法称之外，还有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阿难陀（Ananda），据说他在寂护来吐蕃之前就在拉萨经商。[79]这些情况，也说明吐蕃与迦湿弥罗早已有着密切的往来。
五、吐蕃与泥婆罗—天竺的古代交通
吐蕃征服象雄之后，一方面向西打通了通向迦湿弥罗、天竺的通道，而另一方面，也为其在西南方向开通经泥婆罗去天竺的道路创造了条件。
藏文史籍中记载吐蕃与泥婆罗发生关系，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曾从尼婆罗迎请尼婆罗库塔里王朝鸯输伐摩王（Amsuvarman, 意为光胄）之女毗俱胝（Bhrikunt,藏文史料称为赤尊）为其妃。关于赤尊公主入蕃的时间，诸史所载不尽相同，但均以松赞干布16岁这一年为迎请尼妃的时间。[80]而有关松赞干布的生年,分别有569、593、617、629年诸说，据考， 其中以617年之说最为合理，[81]由此推算，则可将赤尊公主进藏的时间定在公元633年左右。关于赤尊入藏所采取的路线，据《西藏王统记》，是通过今西藏西南边境的“芒域”[82]，这一地名约当今后藏地区吉隆县一带。吉隆现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西部的一县，在西藏古史中系“芒域·贡塘”的中心区域，藏文旧称其为“答仓·宗喀”。答仓·宗喀之北面的贡塘拉山，历来即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关口。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印度莲花生大师最初入藏，便是经由此处。藏文史籍《世界广说》记载莲花生收伏十二丹玛女神，让她们守着此山，不让印度外道进入，也是指的这座山口。这表明，至迟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与泥婆罗之间官方的通道已经存在。这可以说是史籍中有关吐蕃—泥婆罗道最早凿通时间的记载。
汉文史书中对于吐蕃—泥婆罗道的记载，过去首推约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载之“东道”：
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北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
这条路线，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系自青海至拉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大约即取此道；[83]南段系从拉萨经后藏边地出境，入北印度泥婆罗国，亦即赤尊公主进藏的路线。
汉文史籍中没有吐蕃与泥婆罗联姻之事的记载，但据《新唐书·吐蕃传》以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吐蕃在这之后利用其国内内乱，曾采用武力扶持那陵提婆为王。[84]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吐蕃－泥婆罗道的利用程度也随之大为提高。
《新唐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谗数十，战不胜，皆殁。遂剽诸国货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旧唐书》作“精锐二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破之。”[85]以此分析，王玄策去天竺之路线，当从吐蕃—泥婆罗道，方能“奔吐蕃西鄙”，召来吐蕃与泥婆罗兵。
这一推测，由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材料得到了证实。1990年，笔者在西藏高原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在西藏西南边境的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86]，首次从考古调查的实物材料方面，为吐蕃—泥婆罗之间古代交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
这通石碑发现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旧称“宗喀”）以北大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系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公里，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藏族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现仅残存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残存仅222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
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其有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缺）”等语；第九行文字中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下缺）”等语，笔者曾依据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认为此通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年号，658）唐使节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勒石记功之遗物。
过去，对于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走向，并不是十分清楚，尤其是在这条路线的出口问题上，因诸史缺载，颇存疑义。如雷格米推测，唐使李义表出使可能是采取的吉隆出山口，而王玄策出使天竺则有可能取道固帝（聂拉木）山口。[87]黄盛璋则认为唐代使泥道路只能有一条，而不能有两道。清代入泥虽有聂拉木和吉隆两道，便以聂拉木最为近捷,故最早开通的吐蕃—泥婆罗道当出聂拉木[88]。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判断，吉隆当系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主要路线，也是唐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出口。王玄策出使天竺，当出吉隆而非聂拉木。
对照《释迦方志》中“又东少至吐蕃国”以下所记的路程，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同经吉隆出泥境的道路相吻合的。小羊同，即《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记“……夏五月届于小杨同之西”的“小杨同”；“旦仓法关”，亦即前文所述之“答仓·宗喀”，实际上就是指吉隆山口。而《释迦方志》所云之“又东少南，渡末上加三鼻关”,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注云:“末上加 Mashangchia是Marsyangdi的音译。撒罢、三坝、 三鼻在西藏语是桥的意思，故‘末上加三鼻’从语法构词上可理解为在Ma-rsyangdi河上有桥，其处设关。……此地形逼居于Marsyangdi河上游，从北入大雪山奚谷的正门口”。[89]此Marsyangdi河史载不详，笔者经实地考察，认为其很可能应是指发源于吉隆北部马拉山脉的吉隆藏布江，它的上游，正好处在“北入大雪山（按：指喜马拉雅山）溪谷的正门口”；而其下游，在今中尼交界的热索桥一带与东林藏布江汇合后流入尼泊尔境内。河上所设之热索桥，即为中尼边境的最后关口，也是中尼之间的传统边界线。清人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载：“由后藏行二十驿至济咙（按：即吉隆）之铁索桥,为藏地极边,逾桥而西则廓尔喀（尼泊尔），自古不通中国。”[90]又清末赵咸丰《使廓记略》记热索桥云:“大河一道水西流，有木桥以通往来，南岸为廓尔喀界，北岸为西藏界。”这些记载虽系晚出，但所反映出的中尼传统边界上的这座界桥，看来却是古已有之。若推测无误，这座界桥，应当即为“末上加三鼻关”，亦即Marsyangdi河上之界桥。
《释迦方志》又其下“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这段文字，笔者认为其所指的地形，当系补记前文“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路途的情形。细审《释迦方志.遗迹篇》关于东道的记述方式，凡举某段路程，行文上皆以“又……”起首，以示区别。而在“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文字之下，紧接“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之语，其间无间隔。再以吉隆热索桥以南的实际地形而论，自宗喀（旦仓法关）以下至界桥热索桥一线，恰自东南进入吉隆藏布江溪谷。由于河流下切强烈，形成高原深峡，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素以天险著称的察木卡一线，更是天然要隘，“左壁右湍，不容一骑”。[91]清人杨揆《自宗喀赴察木即事诗》“危坡下注忽千丈，断涧惊流晚来长，……道旁山势高刺天，太古萧瑟无人烟。连鸡作队猿臂举，度涧无术还升巅”，可见其险峻之一斑。因此，笔者推测道宣《释迦方志》中“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句中，所谓“谷”，当指末上加三鼻关（热索界桥）之前吉隆藏布溪谷中的一段路程；“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则系对溪谷内险峻难行之路况的描述。
再其下“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句，对路段的描述显然已较前模糊，多带推测之意。估计是道宣对于进入泥婆罗国境内的路况、走向已知之不详，只能略记一笔，采取谨慎态度。
由于《释迦方志》成书之时（650-655年），吐蕃—泥婆罗道初开不久，所以道宣对于吐蕃国以下路段的记载应当说是基本可靠的，大体上勾勒出了吉隆道的路线走向，与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在许多地方均可相互印证。
王玄策贞观年间出使天竺时，曾与太州玄照法师相会。玄照曾两度在吐蕃见到文成公主。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玄照第一次赴天竺时，其采取的路线仍循天山南路入“睹货罗”（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再南行至吐蕃，蒙文成公主资助，送其入天竺；而到他回国时，则已改行新道吐蕃—泥婆罗道，使用权行程大为缩短。[92]由此可以推测，文成公主送其出往天竺的路线，一定是这条开通不久的新道，故才有在归国时仍取新道而行之理。对此，日本学森安孝夫认为：“玄照前往印度，不取从帕米尔南下的自古以来的常道，而是特意经由吐蕃，很可能是当时吐蕃威令行于帕米尔地区,出于认为求得吐蕃的保护更安全的想法。”[93]王小甫则认为，“玄照已过吐火罗，将至北天竺（今印度北部旁遮普一带），却舍近求远反而又到了吐蕃，此行确实蹊跷！从来经行如玄照者仅此一人。倘若欲求文成公主保护而吐蕃威令果已行于帕米尔,何必再深入吐蕃去找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显然，情况并非如森安所想。玄照一定是过吐火罗以后遇上天竺国内发生非常事件，他是不得已才绕道去吐蕃的。从玄照西行在文成公主出嫁以后和王玄策归乡以前来看，他遇到的很可能就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使中天竺所遇到的天竺国内乱。……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等国之兵平定天竺内乱之后，玄照才又由文成公主遣送北天竺。”[94]比较之下，王小甫的推测恐更为合理一些。
随着吐蕃－泥婆罗道的开通，北印度泥婆罗的佛教也开始不断地传播到吐蕃。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迎请泥婆罗赤尊公主进藏，她随身带到吐蕃一尊不动佛像并供奉于由她所修建的大昭寺中。公元755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死后，吐蕃王朝中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发布了禁佛的命令，出现了吐蕃时期第一次“禁佛运动”，在其主要的内容中，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下令驱遂汉僧与尼泊尔僧人；二是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去的佛像先是埋入地下，后来又取出来送到“芒域”（即吉隆），这反映出当时通过“芒域”一线的吐蕃—泥婆罗道，大概已有为数不少的尼泊尔僧人进入吐蕃；而芒域这一地区，则很可能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已经形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或集散地。至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后，佛教得到复兴。史载赤松德赞曾从印度请来密宗大师莲花生，而莲花生进藏也同样是经过“芒域”他进藏后所作的一件大事，即主持修建桑耶寺。桑耶寺的兴建，动用了大量来自天竺、泥婆罗和勃律的工匠，这在藏文史料中多有记载。笔者认为这些工匠很有可能也是跟随着莲花生一道，通过芒域即吐蕃—泥婆罗道进藏的。在这之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吐蕃，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沿持到公元15世纪。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主要的结论：
一、吐蕃征服象雄之后，在象雄文明与地缘的基础之上，有力地开拓了与其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与中亚、南亚各国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
二、正是通过这些交通路线，犹如架设起一道道经过其西部、西南部进而通往西藏高原腹心地区的宗教与文化桥梁，尤其是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开创了有利的条件。
三、与西藏西部相毗邻的迦湿弥罗、于阗、天竺与泥婆罗等佛教文化中心，是吐蕃佛教重要的来源。我们可以从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考古文化中看到来自这些地区的强烈影响，而这些影响对于整个西藏佛教艺术与文化来说，都是非常深远而持久的。但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甚广，容当另文论之。
注 解：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83页。
[2]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3]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本第2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4]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李有义译本第20—21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65年。
[5]杜齐：《西藏的宗教》，耿升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66—267页。
[6]同上。
[7]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8]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升译本,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23，22，246—247页。
[9]同上。
[10]同上。
[1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12]杜齐：《西藏的宗教》，耿升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66—267页。
[13]〔英〕约翰·布洛菲尔德:《西藏佛教密宗》，耿升译本第16—18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83页。
[15]《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16]同上。
[17]〔日〕森安孝夫:《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钟美珠等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110，111页。
[18]同上。
[19]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20]参见杨铭:《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89页。
[21]《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
[22]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23]西藏西部和藏北的牧民利用当地自然所产之盐与其它地区进行盐粮交换的贸易活动,历史甚为久远,可参见张建世《藏北牧民的盐粮交换》一文，《中国西南古代的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5]〔德〕N..C容格等:《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德国考古学会普通与比较考古委员会论文集》第9-10卷。
[26]《新疆轮台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图一四,8;图二四,1。
[27]《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文物》1988年第8期,图二十,图二十一。
[28]《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29]《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
[30]《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31]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32]笔者1994年8月实地调查资料。
[33]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待刊）。
[34]据新疆喀什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资料。
[35]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第287—294页,文物出版社,1993
年。
[36]参见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五，阿里条。
[37]参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38]参见《新修大正大藏经》卷五十一。
[39]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40]同上。
[41]同上。
[42]藏文古籍中有关于阗国立国的记载主要有: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于阗古史》、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于阗国授记》以及《汉藏史集》等。前两书1935年由英国学者托玛斯译成英文, 收入其藏学名著《新疆藏文文献集》第一集，其后在1967年由牛津大学作为敦煌东方学丛书第19种出版，书名为《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1921年, 日本人寺本婉雅曾将这两书译为日文出版。王尧、陈践曾据法国科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图书馆联合出版的《敦煌藏文文献选》中影印的敦煌藏文写卷P.T.960译解为《于阗教法史》，发表于《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4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56，58—59，57—58，59页。
[44]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45]〔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38—139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46]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4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56，58—59，57—58，59页。
[48]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49]〔日〕羽溪了谛:《西藏之佛教》，贺昌群译本第203页,上海商务出版社,1956年。
[50]〔日〕崛谦德:《于阗国考》，纪彬译，《禹贡半月刊》四卷一期。
[51]《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36—137页。
[52]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53]同上。
[5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55]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56]同上。
[57]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5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56，58—59，57—58，59页。
[59]同上。
[6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
[61]《资治通鉴》卷二○一，页十三上，三一下。
[62]同上。
[6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56，58—59，57—58，59页。
[64]王尧、陈践：《于阗教法史》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6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66]廓诺·鲁迅伯:《青史》,郭和卿译本，第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67]巴卧·祖拉臣瓦:《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68]拔塞囊:《拔协》，佟锦华等译，第6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69]〔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本第48—4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0]同上。
[71]据新发现的石器考古材料,阿里地区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中的手斧、半月形刮削器等器形与南亚西北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石器有相似之处，参见《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7—20页。
[72]《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73]参见杨铭:《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89页。
[74]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75]同上。
[76]《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77]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78]《拔协》佟锦华等译本第60页。
[79]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80]参见: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本第5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本第22-3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81]参见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一），《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82]《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本第57—58页记载:“赤尊公主乘一白骡，偕同美婢十人，连同负载珍宝多骑，吐蕃使臣为之侍从，遂同向藏地而来。尼婆罗臣民皆送行于孟域（按：即芒域）之间。传闻牛马行于崖水相逼之狭谷，曾下卸其负载，以肩荷诸宝，接踵而行，佛像等亦下骑步行云。”从这里所描述的地形道路来看，与吉隆河谷至尼境一线相似。
[83]参见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84]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85]同类的记载还见于：《旧唐书·西域传》，《唐会要》卷一百，《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助国讨伐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五月条，《文献通考》卷三三八、四裔十五、天竺条，《通典》卷一九三西戎、天竺国条等史料。
[8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87]参见Regmi《Ancient Nepal》第159页,1960,Calcutta。
[88]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89]〔日〕足立喜六:《唐代の泥婆罗道》，《支那佛教史学》第3卷第1号,1939。
[90]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
[91]同上。
[92]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93]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94]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