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太平军心理纽带断裂原因分析
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功能，太平军作为一个军队和教会的集合体，它的政权结构和教权结构都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太平军后期功能发挥失常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太平军战士心理纽带断裂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是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下形成的，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组织是完全的军事机构，洪秀全是军事统率，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辛开元年10月永安封王，规定西、南、北、翼四王均受东王节制，洪秀全升为太平天国君主，军事上发号施令之权归为杨秀清所有，“令行禁止由东王”28，“一切号令皆自伊出”29。当然，这也可能是洪秀全认识到自自己能力不足的缘故，“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30按照罗尔纲先生的观点，这实际上形成了太平天国的政体形式——军师负责制，它“是采取那两部为人民所喜爱的说书讲史的名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政治理想，注入了一些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内容，把君主制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而创制成的政体”31。在这种政体形式中，洪秀全没有执掌实权，罗尔纲的证据有四：第一，太平天国起义的檄文没有用天王名义发布的。第二，被视为皇帝旨意的上谕，在现有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天王洪秀全颁布的。第三，天王府所有朝内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官员。第四，所谓的“六官丞相”，是官阶不是官职，没有管理政务的权力32。虽然说罗尔纲所提供的证据不尽完美，因为我们能看到以天王名义颁布的诏旨，其他各王颁布的条令称为“谕”，各王级别不同所颁“谕”的名称也不相同，他大致上是按照与上帝神性血统的亲疏而定，但洪秀全所颁的诏旨大多与宗教事务有关，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洪秀全的世俗权力是有限的。他的世俗权力借助于礼的形式巩固和规范，一方面使得人们对君主的地位产生敬畏，另一方面使得君主不需要与人争胜就可以无为而治，所以定都天京后，对宫室、印玺、朝仪、服饰、饮食，秩阶的规定便繁琐起来，洪秀全采用传统的拓宽权力距离的办法，幽居深宫，为他的世俗权力更添一份神秘的色彩。据《贼情彚纂》记载：“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衙，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奏上，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33东王杨秀清“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34可以说，杨秀清是政策权、人事权、司法权的实际把持者，洪秀全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无论是关乎面对天下的君民关系还是涉及政治人物之间的朋党隶属关系，洪秀全都无法确定自己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种关系没有被规范化，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也无从谈起，而在中国传统帝制制度中，“有为皇帝生前死后而建立的各种礼仪典章，有为维护皇帝本人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而制定的具体规定，有保证皇帝实际行使权力的各种手段，有为将皇帝神化而精心设计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将皇帝实物化的各种措置，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广泛，目的明确，旨在维护皇帝权威，保证皇权行使的完整制度。”35所以，太平天国的各种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完备，但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帝制制度的规范性相差甚远，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类似于现代英国和日本的“虚君制”，作为封建帝王，一方面是上天的代表，为天下的共主，治理着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臣民，是世间最高的政治领袖；另一方面，皇帝还代表天下苍生向上天献祭，并传达百姓的祈求，为宗教上的最高祭司。基于政治及宗教上的双重身份，皇帝成为天地万物运作的枢纽，既要维持世俗的礼法教化，也要协调人和天地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宗庙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36。而在太平天国的政体形式中，洪秀全的地位实际上是教主，主要功能不在世俗领域而在精神领域，他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道德权力，是基于人们的内心尊敬而自愿服从的权力，满足的是人们对一个精神领袖无私无我的道德期盼，实际的政治运作和军事运作由杨秀清为首的官僚系统和军事指挥体系完成。当然，如果在太平军内部政教分离，洪秀全和杨秀清各自行使宗教功能和指挥功能，太平军作战时听命于杨秀清，平时的意识形态灌输由洪秀全完成，然后按照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杨秀清的作战指挥权来自洪秀全最高教权的授予，就不会出现混乱，然而，问题是太平军是由原来的拜上帝会组织发展起来的，战士同时也是教徒，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合体，实际的权力必须基于对教权和军权（政权的一部分）的双重把握，杨秀清看到了教权功能的强大，在握有实际军权的同时，把自己的权力欲也扩展到了教权领域，这就造成了教权领域的混乱，从而使得政权领域愈发混乱。
太平天国教权结构的形成是有它的历史成因的，丁未（1847年）冯云山被拘捕，洪秀全四处奔走营救。戊申年（1848年）三月初三，杨秀清首次以天父上帝附体，首次以天父名义说话，此时冯云山和洪秀全均不在紫荆山，当年九月初九，萧朝贵以自我介绍的方式宣称天兄附体，当时洪秀全在场而冯云山甫脱缧绁之灾，与此同时，拜上帝会中还有多人以别种神灵名义说话，极为混乱，洪秀全的依赖意识较强，在冯云山不在场时不知该如何处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联合，战胜了拜上帝会内的其他神灵，取得了公认的地位37。同时，这其中也蕴含了权力斗争的平衡，1848年十二月初七日天兄下凡，萧朝贵借助于洪秀全表侄黄玉绣、黄胜通、黄为政表达了自己拥护洪秀全为天王的政治态度，并告诫自己的势力对洪、冯、杨的地位予以承认。作为回应，洪秀全劝冯云山接受了这种安排38。当然，除了历史成因以外，天父代言人和天兄角色的设立与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设计也有很大的关联：洪秀全借丁酉异梦中上帝的指示发动革命，实际上指明了他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所有的行为都是“替天行道”，主权在神，自己的权力来自神授，洪秀全希望改传统的以道德分配政治资源方式为以权威分配政治资源的方式，这样就颠覆了自己科举不第无法分享政治资源的传统，以自己确定的权力分配逻辑说明自己的合法性。通过太平天国对外的解释材料和太平诸王的自述，我们可以发现，洪秀全的权威来源是依附于早年的异梦，这类似宗教学中的“天启说”，上帝通过梦的形式告诉洪秀全，他是上帝的次子，长子耶稣的职责在天上，他的职责在人间，下凡作万国主，扫除一切人间邪魔。按照权源关系，上帝委托洪秀全做事，洪秀全是上帝的“代理人”，只对上帝负责，而其他诸王，其权威来源主要是洪秀全的认可，洪秀全承认了上帝除他之外，还有四子一婿，分别是冯、杨、韦、石、萧，除此以为的人则是上帝指示洪秀全需要拯救的子民，这就是太平天国基本的教权结构。太平天国正是靠上帝的存在来整合各自的身份观念，在这个教权结构中，洪秀全与其他诸王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或者女婿，洪秀全只能以兄长的身份对各个弟弟发号施令，而他的特殊在于上帝把建立人间天国的使命给了他，其他儿子的作用是辅助二兄长完成这一使命，诸王都像韦昌辉和石达开一样“恭膺帝命，同扶真主”39。这种思想与传统民间的真命天子信仰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拥有“真命”的只能是一个，而不是多个，而前者把“真命天子”的地位和支持者地位等量齐观，这就造成了多重权威。而杨秀清和萧朝贵代“天父”和“天兄”传言，实际上充当了上帝“使徒”的角色，上帝“代理人”与上帝“使徒”之间究竟该如何处理关系，在太平天国的宗教理念甚至在整个西方宗教体系中都是无法解决的课题，显然，洪秀全可以以兄长的身份约束杨秀清，但在杨秀清行使天父代言人权力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杨秀清是在教权领域迫使其就范的，要在人心和道义上击败对方，只有从教权领域寻求资源，然而“天父代言人”的角色已经赋予了杨秀清，自己就无法僭越业已形成的教权结构，同时也不能取消“天父代言人”的角色，因为那会消解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自己的事业没有合法性根据，由于在教权领域无法取得这种资源，他只有利用政权力量的重新组合的可能，以屠杀来取消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资格。
四、结语
身份的本身就是政治，为了摆脱自己身份上的尴尬，消除有名无实的心理屈辱，洪秀全利用了政权力量的有效组合屠戮了杨秀清，天京事变后又大肆封同姓王，借助于血缘主义统合自己的身份意识，同时按照原有的神性逻辑重建太平军的心理基础，但是这种身份整合的代价是惨痛的，因为“天父”的存在已经成为太平天国起事后整合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鼓舞太平军奋勇杀敌、无所畏惧的精神支柱。洪仁玕\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40可以说，在太平军中，作为教主的洪秀全要取得心理上的安全，回到传统封建帝王的位置上，就必须具有世俗政权的支持，而世俗政权特别是军权又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在这场争夺中，屠杀首先摧毁了太平军作为教会的内部心理纽带，而洪秀全大肆封王又摧毁了作为军队的太平军内部心理纽带，而这两者在天京城被围期间又同时作用于太平军战士，使得他们以个体心理取代了集体心理，幻觉消失，败亡不可避免。
正像茅家琦所评价的：“天京事变造成天国将士观念和心理上的变异是难以抹平的，这是天平天国的致命内伤。原来诸王是异姓兄弟，同属上帝亲子，奉洪秀全为主。杨秀清则为天父化身，其神人对话的巫术也被宣传为这位实权派的特异功能，是宗教神学的组成部分。……为此，人们对远离自己现实生活的诸王深感神秘，而且尤其感觉洪杨与上帝一样无处不在。拜上帝教的重要功能正是建立和加强这种对领袖的膜拜，然而，天京事变使这些披着神秘外衣的领袖显露出普通人的行状，他们神的伪装被相互撕破了。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摧毁了兄弟、父子、君臣等神际和人际关系的伦理网络，自相残害，甚至不惜诛戮广大无辜将士，诸王和广大将士的鲜血使幸存者幡然猛醒，对洪秀全竭力宣传的拜上帝教产生厌倦和怀疑的社会心理，太平天国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41就连洪秀全也难以逃脱这种心理上的变异，后来的洪秀全久病不医，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这是后话。
注释：
1 参见【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三联书店，1953,1－3页
2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7页
3 所谓认同，即英文identity，是指个人界定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社会上没有孤立的个人，每个人都要从属于一定的群体，属于该群体的成员都会以群体的一个分子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是人与社会联结的桥梁，它涉及到人我关系的定位，是自我的延伸也是个人存在的意义的来源。从相对的意义上说，认同又是一种独立于大多数人之外的存在与思考能力，是人确定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独有能力，弗洛伊德就把认同看成是个体人格结构的核心和建构自我的基础
4 【法】古斯塔夫•勒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8页
5同上，25－43页
6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94－98页
7 同上，102页
8 《颁行诏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162－163页
9 同上，162页
10 《诛妖檄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623页
11 Pye. Lucian,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罗尔纲对该书作者和书中所载史料进行了考证，认为该书是伪书，为近人伪作，这种说法已经基本为史学界公认。
13《江南春梦庵笔记》，446页
14 同上，447页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7页
18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03页
19 同上，906－907页
20 《谈浙》卷三，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602页
21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42页
22 【美】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计秋枫等译，【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460页
23 弗兰茨•迈克尔：《太平叛乱》，转引自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2页
24【美】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7－468页
25 金毓黻：《史料》75页，部分根据《太平叛乱》，225页；转引自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464－465页
2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98页
27 富赐礼：《天京游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950－951页
2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85页
29 张德坚：《贼情彚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45页
30 同上
31 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C】《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45页
32 同上，23页
33 张德坚：《贼情彚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46页
34 同上，102页
35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00页
36 邢义田：《奉天承运——帝制制度》，郑钦仁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八十二年，初版八刷，39－87页，转引自杨碧玉：《洪秀全政治人格形成之时代背景》，【J】《复兴岗学报》第76期，2002年12月，
37 王庆成：《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C】《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
38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43－144页
39 《天情道理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371－372页
40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M】神州国光社1954版，540页
41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