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志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从修成的《清史稿》看，档案史料没有被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总体上看，《清史稿》编者没有坚持信实的原则，并坚持“扬清”的立场，在人物的褒贬上存在较大的偏颇。王思治、郭成康等先生都较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点。

赵尔巽视此书为“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輅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谬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正因为《清史稿》是一部不成熟、有谬误的稿子，史学工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具体、信实的工作就显得很有意义。

以上两段评论文字有一定代表性，表明重修清史是历史赋予史家的光荣使命。我们理应不辱历史使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清史》。

二、今人对修纂清史的期待

文汇报2002年7月27日发表多篇有关清史修纂的文章：杨帆《依靠政府，纂修清史》；王家范《纂修清史亦喜亦忧》，葛剑雄《“正史”可修非创新不可》、王戎笙《抛弃“正史”创新体裁》，《文汇报》2002年4月20日发表了黄力民《官修清史，可以休矣》的文章。

总的印象是对清史纂修寄予厚望，强调清史必须创新体裁，此外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有效措施，防止个人专断，防止学术腐败，防止把好端端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搞成“豆腐渣工程”。

我们认为这是时代和人民对清史纂修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几次研讨会通过畅所欲言的讨论、争辩，已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这就是修好清史，义不容辞。

我们可以利用史学界较完整的学术梯队，已经大量整理出的档案文献资料和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众志成城，修好《清史》。

三、修纂《清史》适合旧体新作

笔者认为，在新《清史》的修纂过程中，比较适合旧体新作。这既体现了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精神，又力求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研究的特色。具体表现在：

以传统的体例统摄较多的历史内容，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体例设置，如志的部分可以增加艺文内容：包括官方典籍、民间各种书籍、金石、家谱、文牍还有外国人的著述等。志，是否可在地理志中加入人文地理的内容，如社会风俗的变迁、特产等。是否可列阶层志。在社会组织方面，是否可列会馆志等。

融纪传、编年、本末体之长于纪、传中，如纪中可以用编年，叙述事件时也可吸收纪事本末体之长。鉴于清跨不同社会形态，对人物设置类传，可以显示时代之变迁、进步。着意揭示清代社会层面：社会的整体近代化倾向、社会生活、社会风尚的变迁，中外文化交流。

充分利用“表”、“图谱”，便于包罗更多内容，便于体现人民性，便于生动地反映历史，也是使历史走出深宫大院的重要途径。

列传：在《清史稿》中占有很大分量，应包括在华外国人。《清史稿》卷272，列传59有《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传》，是否还应包括其他外国人。儒林是否分学派师承叙述。《畴人传》的内容应增加。

具体编纂注重不同年龄层的相互搭配，相互审查，进行语言文字的修饰。以流畅的时代语文，间用文言，以体现时代潮流，又立意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