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第的人论，是“人者天之心”、独立独行的人本论。他认为：“我性命於天，我即天也。”言外之意，贵为天子的皇帝，与常人一样，皆为宇宙的产物，与常人平等。“人者，天之心也。人即天也。我者，千万人中之一也。” “人以气为体，便是以天为体。视听者，气之灵也，即天之灵也。”“心者，气之所结也。五脏皆气之所结，而心尤气之灵者也。心之自然而恻隐羞恶者，性也。性之自然而喜怒哀乐者，理也。就其自然处言之，则曰天性、天理。”他针对朱熹的奴化教育，拈出“独”字加以阐发，主张“其量与天地同大”的独立人格：“独者，道心之本体也，惟精惟一，毫无染杂，故独；合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一物足以对待，故独。……若第以‘独知’诂之，须防看小了规模，掂轻了分两。”他针对“明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形气之具而为人。孔子曰，仁者，人也，此以知形气之不恶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以知人心之不恶也。孔子曰，我欲仁，子欲善，己欲达，已欲立；《书》曰，俾予从欲以治：此以知人欲之不恶也。……自（朱熹）《中庸·序文》以人心为形气之私，为人欲之私，而曰，人心每听命焉。‘听命’云者，使不得行也，置之不用也。而欲仁、欲善、欲立、欲达、欲治之义，仁者人也之义，仁人心也之义，践形养气之义，一时皆废矣。”25润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说：“世之人每思绝欲存理以为道，而卒苦於欲之不可绝。君子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大欲所存者，第授之以节，而天则见焉（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也）。端造於此，欲之所在，正理之所在，从欲从理，不分两事。其於道也，有秩然者矣。世之人又欲抑气伸理以为道，而恒苦於气之不可抑。君子亦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二气相与者，乃观其所感而神应妙焉。端造於此，气之所流，即理之所流，行气行理，止此一机。其於道也，有沛然者矣。”26

    润第的知论，是抛弃儒家道统，敦艮背，争自由，以虚受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空灵法界。《遗书》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八卦中的坎卦为人和人心的定位。人心是大体，肉体四肢是小体。坎卦是一阳居中，被二阴上下拘束，是不自由之象；爱自由是人的天性，经过奋斗，转到艮卦，一阳升到二阴之上，心灵就自由了，光明了：“天与人以大体，不能不予之小体以载之，而载大体者，反致累大体。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梏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无如何也。……大体之被累於小体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为岸束，曲湾转折，不能自由。艮之为象，一阳止於二阴之上，以尊临卑，则向之拘束大体者，莫不俯而听令焉。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又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阴暗阳明，乾纯阳而坎得其中气，全乾之明属之矣，是谓明德。初、上两（阴）爻，气之拘也，物之蔽也，超乎两阴则明矣。……艮一阳止於二阴之上，其静如山，不但能明，且能常明而不迁，是为明明德。故艮之彖传曰，其道光明。” “背者，性地之真境也。其境《大学》以一言状之，曰明，又以一言赞之，曰至善……止於至善者，艮其背也。艮其背者，其道光明。”“人心本体，虚而已矣。唯虚故明，以其无蔽也；唯虚故灵，以其无障也。至虚之地，不但安不得欲，并‘理’字亦安不得。声色货利，凡情则尔，大贤以下，岂有是哉？意必固我，只是一‘理’字作祟耳。自伊川以太极为道，晦庵以太极为理，於是人心中空明法界，重安一层道理在内，而人乃苦矣。境遇与愿违，所安道理，硬要去使，使上则坏事，使不上则疚心，无适而可。吾人只奉一句，以虚受人可也。”他嘲笑株守朱学的“椒目之儒”，畅游于中外知识的海洋：“《易》者，五经之原也，三教之本也。不窥易理，庄老之书，西方之书，儒家之书，皆不可读，以其游谈无根，无天地法象之可据也。噫！脱气言理，蔽也久矣！” 27 润第用的“自由”一词，未见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自由”出现在1848年出版的《敦艮斋遗书》第一页，数十年后自由思想大行其道。二者有无联系？值得探讨。

    润第继承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反理学传统。他的人生楷模，是不食专制皇粮、直斥宋儒为“奴儒”的傅山（1607—1684）：“白沙由静虚得手，实非朱子之学，然不敢显驳（朱熹）《补传》，第曰“何用窥陈编”而已。姚江乃显驳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论，不忘欲同之意。两夫子非骑两头马，诚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则难变，姑为委曲接引之计耳。自后孙夏峯、汤文正师徒罔不皆然。惟颜习斋、李恕谷师徒，昌言驳之。然颜李之学，全然驳去心性之谈，而专尚六艺，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归伯道，一转而为法术，再变而为诈力，其教不足称也。以上所说，皆不能脱道学习气，皆要嗣孔孟，皆要辟异端。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斩尽名根、化尽俗气，四面无倚，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者，吾於傅青主先生见之而已矣。”28

    润第去世后，时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继畬丁忧在籍27个月，编成《敦艮斋遗书》共17卷，约20万字。继畬精心建构了全书结构。润第思想历程是破朱学，立气学、易学、心学；继畬在表述父亲思想体系时，是先立后破，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如前所引，他将父亲心学的宗旨，放在第一卷第一页，对人心在宇宙中的地位做了定位，揭示出追求心灵“独立”、“自由”、“光明”是人生第一要义。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的“题旨”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论证的不外两点：自然权利论，人民主权论。以前译作“天赋人权”。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的卷首，也有“自由”、“梏”、“天与”等关键词。这表明：一、东西方哲人关注着同样的人生大问题；二、徐继畬在他编辑的父亲这部遗著付梓时（迟至1848年），对以卢梭这篇名著为理论纲领的法、美民主革命的真谛，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29

    《敦艮斋遗书》与《瀛环志略》，是互相辉映的双璧，甚至可以说，《敦艮斋遗书》是体，《瀛环志略》是用。《敦艮斋遗书》对朱学的否定，等于挖了中国古典政治思维的一大祖坟。如果不读《敦艮斋遗书》，就不能了解《瀛环志略》的政治哲学底蕴。继畬在福州同一书铺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似有深意。润第的这部与朱熹的所谓“正学”较劲的著作出版，也有一定火候。乾隆末年出了空前贪污大案，国运由盛转衰，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和奴化教育的朱学，被深入思想者视为罪魁祸首，话语权也随之削弱。1831年上书房总师傅汤金钊的序言，竟敢揭示此书的反朱学倾向：“广轩徐先生，博综群书，精研《周易》，著《敦艮斋遗书》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静之传，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谓孔、孟、《诗》、《书》言性言天，以气不以理，辨后儒分理气为二之非；谓主敬之说，或误会而操持太严，反失静之本体，明周子主静之善。之二说者，最有益於后学。” 汤序冷落朱学表明，绝对专制主义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0

    徐润第、徐继畬父子，可算是19世纪中国卓而不群的独立自由思想家。继畬继承父亲上述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是他接纳西方民主思想的根本思想基础。早在1867年纽约时报就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说他是东方卢梭也决非过甚其辞。20世纪中国一位学者型书画家、有浓厚民主底色的无党派人士董寿平先生1995年致信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称：“兹因吾晋忻州地区五台徐继畬先生的学问事业，为世所称，一百年前首先接收宣传西方文化，并着重赞扬华盛顿及美国民主制度，著有《瀛环志略》一书，实为东亚赞扬民主的先驱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江户时代，即将徐公著作翻印，从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传播了影响。我在日本，与该国政界人物谈起，无不赞扬。”

    《万国公法》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

    在厦门对话之后2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 1785-1848)出版，在徐继畬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之后，又构筑了民主的话语体系。

    咸丰登基，起用对外强硬派，企图改变南京条约确定的中外关系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挨了痛打。即使内乱外患，连皇帝都被赶出北京，死于承德，仍是一片颂歌：“咸丰皇爷坐北京，五谷丰登贺太平。风调雨顺民安乐，各国进贡京都城。” 31然而主政的两宫皇太后和辅政的恭亲王的共识则是：“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于是改弦更张，有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被称为“洋务内阁”的总理衙门即总署，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

    总署急于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1863年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驻于上海由中国同事协助，翻译美国哈佛大学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字冠西，1827-1916），于是被调到北京。在恭亲王等督导下，此书由陈钦等删改，确定书名，总署资助了500两银，于次年铅印出版。书名页显示：“万国公法，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总署大臣董恂和丁氏友人、宁波张斯桂分别作序。从董恂序可知，此书面世于这年腊月即1865年春。可能是铅印本不适合宫廷的阅读和审美，随后又有木刻小字本和聚珍大字本出版。此书白纸聚珍版大字本，开本大方，镌刻刷印尤其精美。

    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中，总署就将此书作为外交指南并取得效果。1864年俾斯麦正与丹麦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于这年来到中国，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他当即命令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捕获。总署利用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抗议普鲁士将欧洲争端带到中国来。恭亲王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责怪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任期。事件最后成功解决，李福斯释放了三艘丹麦船，并赔偿1500英镑。32

    对只知道惟一君主政体的中国君臣来说，《万国公法》的副作用，就是输入了民主宪政思想，并创造了在专制语言环境中颇有生命力的“权利”、“君主”、“民主”等民主话语体系。

    惠顿原书分四卷十二章，551节，700多页。据曹廷杰《万国公法释义》稿本统计，丁译分四卷十二章二百三十一节，标目二百九十有五，79193字。“第一卷，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介绍欧美国际法学派时说：“海付达，日耳曼国名公师也。……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今时所谓公法者，专指交际之道，可称之曰‘外公法’，以别于各国自治内法也。” 33书中3次出现“人民权利”，77次出现“权利”，56次出现“主权”。惠顿原书“Human rights in general”，丁译为“世人自然之权”。丁韪良在后来的同类著作中说，他对权利等词的创造是颇费苦心的。中国古代，惟有帝王一人受命于天，是权力的主体，亿万臣民均为权力的客体。《荀子·劝学》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盐铁论·水旱》说：“罢盐、铁，退权利”。34但这些“权利”的含义，与西方民主思想家揭示的人民的“自然权利”截然不同。《万国公法》传播的“人民权利”学说，为光绪年间的天赋人权论开了先河。

    丁译从不同视角将全世界国家进行了分类。“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据此世界各国分为“自主之国”和“半主之国”两类。从政体划分，他又将世界各国分为“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两类。“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丁将惠顿书中的“constitution”译为“国法”、“大法”。书中出现“国法”120次，“大法”4次。在第十二节丁氏特别注释：“所谓‘国法’者，即言其国系君主之，系民主之，并君权之有限、无限者，非同寻常之律法也。”第十三节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第十四节，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第四节，国乱通使：在君主之国，无论其权之有限、无限，通使之事大抵归国君定夺。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美国系众邦合一”，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分别标出“上国制法之权”、“首领行法之权”、“司法之权”，而原书有关内容只分两小节：第53节的书旁小标题是“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Union”, 第54节的书旁小标题是“Executive Power”. 丁氏将第54节中有关judicial power司法之权的内容分析开来，另外醒目地提要为“司法之权”标示出来，这大约是他最早向中国客观上也向东亚、东南亚汉字国家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原书第55节书旁标题是“Treaty-making Power”,丁氏标为“立约之权”。

    此书出现“君主”35处。古代称帝王叫君王、君上，而不叫君主。查《辞源》“君主”条：“公主。《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伯）”。据现有资料，鸦片战争前后偶然有用君主指称帝王的。此书出现“民主”16次。丁韪良用“民主”这个词分别翻译惠顿原书中Republic、republican、democratic、democratic republic、elective等；今天则分别用共和、民主、选举来翻译这些词。从本质上说，这些英文词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民主”一词，《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有，如“商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但这个“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万国公法》旧瓶装新酒，将其偷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民主”乃吾家之没有者，这样就被误认为吾家之本有者，真是接引得天衣无缝。这很有利于在中国这样有特殊民族心理的大国传播外源性的西方民主思想。以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将民主思想当作中国的一大发明。后来有人试用“庶建”取代“民主”一词，也没存活下来。

    综上所述，《万国公法》用的“权利”、“君主”、“民主”，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熟词，却赋予全新的含义。

    同文馆首批英文生之一张德彝，1866年在斌椿等带领下到欧洲游历，日记中已能用《万国公法》的新思维、新名词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月十九日 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六月初八日……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六月十六日……过韩挪尔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小国。”“六月二十日……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夫阿美利坚……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 35

    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路标

    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的143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商代甲骨文，考察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在这三千多年的时段内，均未发现民主思想的蛛丝马迹。书中对民本论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剖析得甚为透彻。最后一章的题目是“龚自珍与古典政治思维的终结”。那么，谁是中国民主新思维的开创者呢？本文的考证论述意在说明，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构成中国民主思想的最早传播链。中国民主思想的第一座路标，应该设定在厦门对话和《瀛环志略》初稿写成的1844年；另一座重要路标，应该设定在《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

    这两部书在日本、在美国也产生广泛深远影响。1848年, 美国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向世界征集纪念物。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高约1.3米、宽约1米的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碑文略）。

    华盛顿纪念塔高555英尺，是美国首都最高的建筑物。哥伦比亚特区市政府规定，所有华府的建筑不得高于该纪念塔。徐继畬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标志性言论，被安放在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中。台湾学者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 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 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36

    1998年6月29日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Precident Bill Clinton)在北大演讲说：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37

    克林顿热情的演讲再次表明，这个星球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心灵沟通，并不很难。克林顿演讲中的碑文汉译英，采用了我在1997年华盛顿纪念徐继畬仪式上提供给双方人士的译法, 说明参加仪式的美方人士参与了他的访华准备。美国严格保护这块汉字碑，我想拓一张拓片却未能如愿，但并不令人失望。应该坚信，如徐氏父子所言，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徐继畬的这些精思伟论，不但镌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坎中！

 

 

注释：

1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 同上，第4页。

4 参见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5 《易纬·乾凿度》，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7 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302页，《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请派各口办事人员并请将咸龄留在苏省委用片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据白清才等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徐继畬集（三）》第3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徐继畬《奏报接印署理福建巡抚日期并谢恩折》：“至福州、厦门通商事务，臣系奉旨专派之员，尤当揆度机宜，禀商督臣妥协办理。”参照当时英文材料，可称他为“钦派专员”。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让书手抄录的五口开放初期的在关奏疏一册，徐继畬在封面题写了“通商通行事宜”六字。“通行”二字，指处理传教士传教漫游等与通商无关的事项，一般只说的“通商”概括不了这些后来引起重大麻烦的事务。

8 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752页，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

9 参见常赞春编：《山西献征》民国铅印本，《清史稿》咸丰帝本纪。

10 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11 关于徐继畬、同文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问题，参加2002年山西省纪念徐继畬暨中国高等教育开创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不久可集集出版。台湾已经有关于同文馆的两部专著。同文馆事件参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关学者的论述。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第475—476页，台北1968年。

13  引自笔者从五台县购得徐继畬手写朱色奏稿。

14 对雅裨理的这段简短介绍，主要参考：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李志刚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集（二）》，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出版中心，1993年；卜沃文著、李华德译：《雅裨理的生平》，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

15 《雅裨理日记》1844年原件的复印件，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6 徐继畬：《瀛环考略》手稿第1页，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复印件存于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又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40种，影印本。

17 同上，第96—97页。

18 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9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44.Vol.8; 1851.Vol.20.

20 龙夫威撰、任复兴译：《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页、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2 徐继畬《五台徐氏本支叙传》第36页，咸丰庚申版。

23 《敦艮斋遗书》卷6页1上，卷16页20下。

24 《敦艮斋遗书》卷4页12上，卷14页29上，卷9页9上。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法，参考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光明日报2003年9月23日。

25 《敦艮斋遗书》卷6页20下，卷10页18下，卷14页19上，卷4页13上，卷13页21下，卷14，页1上。

26 徐润第《敦艮斋时文·学庸》第53页，道光庚戌版。

27 《敦艮斋遗书》卷1页1，卷1页4上，卷10页27上，卷8页13下。

28 《敦艮斋遗书》卷6页32下。

29 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30 《敦艮斋遗书》道光戊申版，汤金钊序。

31 这段话是同治年间山西广泛传抄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太谷案》即《*血计》的开场白，见于其时的两种手抄本。 

32 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原载《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33 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同治三年木刻大字本。同年的铅印本、木刻小字本北图分馆有藏本。又见上海书店2002年点校本。Henry W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Humphery Milford. 1936 国家图书馆藏。

34 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214页，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 张德彝：《航海述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40页、556页、565页、570页。

36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张其昀序第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

37 译文参考了《柯林顿北大演讲》节选：《清朝石碑，见证民主美事》，台北《中国时报》199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