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后50年发行书40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