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史学与国粹派的近代化民族文化建设
中体西用论是在清朝皇权仍作为现实政体而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必须以现存政治秩序及道义信念为合理存在作为立论基础，才能争取到引用西方文明以为中体之用的合法发言权。而且由其所论内容也决定，它仅是一种主要着眼于从科学技术上采取措施的社会改良思潮，这使其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极为明显。如果再就其立论的根本宗旨来讲，它无意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清政府的腐败弊端，因而其在政治上改革现实的价值也不大，这是其局限所在。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检讨其意义，则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中华民族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时，首先通过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之口，曲折表现出的一种民族自觉与文化反思。它主张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本民族原有传统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文明作为本土文化的补益因素。但中体西用说既借统治者及附属它的知识精英之口讲出，所谓中体就只能限于维护清廷统治的王道治法及纲常名教一套以官方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不能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的民族思想精粹，在当时条件下是无从指示发扬的。因此借中体西用说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反省意识，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在内容及形式上则明显未脱出封建文化的牢范体系。但到维新运动的前后，由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由原来限于技艺器数的层面，上升到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再加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随之对中西文化的反省认识程度亦由此加深。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相遇时，一般都强调应保持本土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优异性，然后有选择地引借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成果，中国的中体西用说便属于这样的文化思考方式。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中体西用说时指出：“‘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用’者不过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后来，到了20世纪，一般的中国公式变成了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其含意为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于是乎选取‘中西双方之精华’，将可创建一个新而超绝的文化。”[3](P71)就是说，20世纪的文化反省方式已由初起的中体西用论提升为“中西文化融合创新论”，在文化观念上无疑已有较大改观和进步，并成为此后建设民族新文化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思考论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剧，甲午战败更加深国人的危亡感，因而严复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此后列强瓜分之势日亟，有维新派变法救亡之举。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宗旨。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形势，必然刺激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高涨。但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并自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不得不推梁启超为其中的翘楚者。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并加以研究和介绍。梁氏认为，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近代化的标志，因此他矢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但他又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本原，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5](P6)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有谓：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必须尽吸纳本族中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16](P72-73)前文在论及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时，指出在一些落后地区当遇有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高涨起蓬勃的民族文化思潮，并努力于继承和宏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为吸纳外来文化和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根基。由以上梁氏所言，似其有鉴于此，因而意识到振兴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乃当务之急，于是他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精神与宣传民族主义的文化工具。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揭出史学革命的号召，用以提倡民族主义，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如他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7](P7)梁氏倡言史学革命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以振兴中国史学文化传统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激励国民，追迹西方，以跻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但若分析梁氏关于西方民族主义与近代化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即最初梁氏研究民族主义，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富强的民族国家。深入研究后使他发现，为达此目的必须先从文化上入手，于是他转而锐意于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建设近代化的新文化。比较起来国粹派在这方面要自觉明确多了，即他们一开始就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下，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若对二者细加考按，国粹派与梁氏之间似应有相互的启发影响关系。
国粹派兴起于20世纪初年。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甚，清廷专制统治的腐败使其民族压迫的本质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国粹派的活动已与革命派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远非昔日中体西用论所可比拟，亦超越于梁启超之上。因为梁氏虽服膺民族主义，政治上则曾倒退于开明专制论。如果把国粹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价，则其最大的文化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
由国粹一名，已揭示出它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旨，即其要在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发扬传统学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质。国粹派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18]，在这点上他们与维新派“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比较起来，国粹派对自己肩负的民族文化使命则更加自觉。比如他们视语言文字为国命族运所系，因而认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言文字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9]这种认识必然有助于坚定他们保存发扬民族语言文字的职志。有学者则进一步用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包括语言、风俗、历史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确为国命族运所系：“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露西亚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20](P468)这些议论和认识，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民族危亡之际“保存国粹”之巨大文化意义所在。他们所说“国粹”，主要集中于渊深的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国粹派接受了章学诚及龚自珍等的“六经皆史”说，又进一步推广为史学足以囊括中国的所有学问。如刘师培有谓：“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1]这样，所谓“国粹”亦即集于史学一身，故章太炎也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2]章氏倡言民族主义，鼓吹反满革命，主要借助于史学，因而他又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3]即他主张以具体的历史知识鼓舞人们的民族爱国心，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收到切近深入之效。此为章氏的卓识。由于章氏具有极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情绪，因而他为了提供“历史民族主义”，尤重汉族历史的保存发扬。如他论及提倡国粹的意义时说：“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4]借此亦可概见国粹派所谓国粹实集中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即中国固有的语言历史文化所构成的国民精神传承体系。
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彰显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而最能实现此点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即章氏所言包括语文、制度及人物的广义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唤起当前民族的自觉，从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职此之故，在近代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中，民族主义史学曾旺盛发达一时。中国自古以来有深厚不绝的史学传统，因而在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国粹派学人皆是些经史学养素有根抵者，也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服膺推崇之心，因此他们选中史学宣传民族主义，可称是明智之举。后来国粹派在知识分子中取得较为广泛的响应认同，并以学术舆论的形式助益反清革命成功，亦可为一证明。国粹派人士指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5]这里把国粹与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间的关系，阐发得十分清楚。他们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史学革命的倡议：“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6](P168)同梁氏一样，他们也系国命之望于史学革命。但在新史学的创发中，梁氏虽有倡始之功，而20世纪初年其史学贡献仅限于理论上，具体研究成果尚不多[27](P216)。国粹派则不然，无论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几乎一直处于显学地位，这同国粹派的力行提倡不无关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后，既体悟其精神又能用近代方法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者，当首推国粹派。此后学衡派标举“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自诩为国粹派继承人。虽或谥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当时扎实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代表着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情意与崇高评价。可以认为，国粹派的贡献固然在于他们为建设近代化的民族文化做出功绩，但其中更主要的是他们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又切实深入地整理研究它，挖掘其真髓，宏场其精义，以使之能在国人之中详实地传播。这在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和革命热潮冲击不免带有浮躁疏略之风的学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学衡派巨子汤用彤曾以“浅隘”概括当时的学风，深中时弊[28]。国粹派不唯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研精覃思，又提出以西学证明中学的开明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有谓：“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继起的学衡派也提出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因而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东西学术文化精神。综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冲击下蓬勃起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中，真正担负起从学术研究角度振兴宏扬中国民族文化者，应推国粹派及学衡派一批学人。正是他们切实精到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落到实处。因而应该说，只有他们才是20世纪率先以其深厚学力创新中国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与19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20世纪初叶学术文化史上的这段辉煌，我们应给予充分注意。
四、余论：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华民族自秦汉时代起，就已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并因此构建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无论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等方面，久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政治上的大一统结构及其理念，更在有形无形之中对中华民族起着持久的型范聚合作用。所有这些，与欧洲民族如德意志及意大利等要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才集中总结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历史文化传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渊源久远，积累深厚，不假外求，更无需临时凑集。如章太炎曾以日本为喻而论述道：“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名法道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励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9](P207)即日本因文化积累浅薄只有“因成于人”，中国则只需发扬自身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已足以自强。但国粹派“反本以言国粹”，又非专意于诵经复古、卫道恋旧，而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30]，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近代民族主义创新宏扬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其实质是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伦理文化本体的情况下，引用西方的科技文明补益自己，那么，这种对旧文化体系的局部修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大潮。更主要的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尚未广为传入，因而不能不使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反思受到局限。当民族主义浸润于中国思想界之后，人们的文化观念大为改观，中体西用论益加显出其不足与浅薄，文化革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兴起，虽然寄意于“保存国粹”，但却旨在融通新知，即他们一方面把宏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为反清革命提供舆论鼓舞，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吸纳西方文化以复兴固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与19世纪欧洲如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貌似相同，实则有异。当时德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统一，它是在法国文化入侵的刺激下，企望通过搜集、整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实现德国民族的精神认同及复兴与统一。近代中国则不然，虽然雅片战争后西方烈强的侵略步步深入，但政治上的大一统及其理念并未从根本上受到破坏，文化上则由于传统深厚而无需临时搜集拼凑，炎黄子孙的共同信念则从族缘血统上长久地整合团结着中国人，所以象19世纪德国那样主要借助文化之力实现精神认同和民族统一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则是，如何运用近代民族主义精神，通过批判继承功夫，完成中国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虽同是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条件各异，在19世纪欧洲与20世纪中国，其所包含的宗旨、内涵与性质是不尽相同的。职此之故，如何正确分析比较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思潮，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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