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外部系统的扩大。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不但带动了各城市经济的增长，促进长江下游区域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城市外部联系也进一步扩大。除前述区域市场化中谈到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以外，三个城市工业化还加强了与周围农村地区的联系，个别城市甚至还扩大了它们与国外的交往和合作。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命运实际上与南通农业土布织造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大生”生产的机纱12支粗纱，为通海地区农村手工织业所需，机纱产量的增加，供应给当地农村，大大促进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发展。而农村织布业的飞跃发展，对机纱需求量猛增，反过来又促进了大生纱厂的壮大。这样，在城乡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植棉、机纺、手织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结构。南通的商业经营也向购棉、运纱和推销土布方面倾斜，其最终结果是使南通城市经济成为名符其实的棉业经济。同样，无锡工业也与周围乡村农业紧密联系，特别是缫丝业的发展，不仅使无锡农村普遍栽桑饲蚕，成为主要副业，而且促进了缫丝副产品的发展，促进了桑苗、桑叶、蚕种、干茧、生丝、丝织业的买卖和运输业的发展。无锡农村日益依附于城镇。
工业化，还加强了一些非条约口岸城市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交往。如无锡薛氏资本集团积极开拓国际生丝市场，在国外直接设立销售机构，外销自己的产品，在旧中国蚕丝对外贸易史上开创了摆脱洋行束缚，开拓外贸市场的先例，有力地促进了无锡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探讨，我们认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发展存在着独有的特征：
1、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是多元动力有机整合的结果。不同动力的整合，造就了城市不同的近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动力的整合，导致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发展动力时曾认为，历史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推动，它是“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8](pp.478-479)依据这一“合力”理论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我们不难发现，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推动力正是多元动力因素的“合力”所构成，而且这些作为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和力量不是这些动力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整体，相互促动实现着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影响。其中，外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后果，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的信息。它将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陷入了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既不能阻挡它们的进入，又不可能使其获得正常迅速的发展。这一特点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虽然没直接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侵略，但通过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还是感受到了欧陆风雨的侵袭。作为长江下游区域及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优越的区位使上海有效地向南通、无锡、常州等非条约口岸城市甚至更低层的区域腹地——农村集镇辐射着它强大的经济能量。在大城市——非条约口岸城市、条约口岸城市——城市腹地（农村）之间进行着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能量交换，其直接结果就是作为城市间、城乡间经济联系的枢纽交通运输业大发展，并且商品交换更加频繁，逐渐改变了非条约口岸城市传统商业的结构形态。区域内城市贸易的加强，又带动了一大批头脑灵活、善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一方面他们“设厂救国”，以实业拯救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又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兴起了19世纪20年代初创办新型民族工业的浪潮，开始了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化继续进行的同时，商业化在传统商业转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积极因素，走向越来越依赖于近代城市工业、越来越服务于近代民族工业的道路。这样，工业化、商业化互辅互动，共同推动着非条约口岸城市功能和结构向近代化方向转型，同时也对城市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服务业、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非条约口岸城市在诸多动力的相互整合下，逐渐走向城市近代化。
当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配置、受西方资本主义排挤程度大小等条件的限制，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个城市所承受的作用力也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推动城市发展动力组合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近代城市发展道路。比如南通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称这种道路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以儒家社会伦理为指导，联合南通各政治力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南通正是这样在个人、政治、工业、商业、教育等各种社会力量组合下形成一股推力，在有影响力的个人力量牵引下走向现代化的。有影响力的个人因素、工业化因素在这一组合之中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动力。其结果也使南通成为苏北东南地区的区域中心。
无锡则是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立势会”，使无锡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从整个城市的发展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近代规划，无锡城市近代化未能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机整合，这与无锡过度工商业化和强调自由发展有密切联系。不过无锡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加上自由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的竞争局面，也使无锡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层层重压的缝隙中挣扎出来，成为近代中国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近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左邻右舍，包括条约口岸苏州、南京等，并且替代常州而成为苏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有另一条轨迹，这是一条在没有外国企业直接挤压，没有官僚资本吞噬的条件下，由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地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建立起近代纺织染业，实现地区初步工业化的道路。由于部门单一，起步又晚，再加上资金不足，常州近代化在工业化、商业化等方面的动力相对较弱，发展水平低于无锡、南通等地。
2、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内部动力起了决定作用，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和立意创新，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多元化的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中，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区域市场化、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而商业化、工业化则构成了最重要的内部动力。从城市功能发展的角度来看，南通、无锡、常州共同的特征是轻工业城市性质的形成主要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众多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则是依靠开埠发展对外贸易为动力。尽管这类非条约口岸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江下游区域城市市场网络、交通运输能力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却只能以中国内部的城市化动力为依据。这些外部动力只能是作为一种助动力，将工业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质优商品带给非条约口岸城市，进而从物质文化层面施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只有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城市才能从传统的形态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过渡。而且在这种渐进过渡过程中，由于工商业的独特演变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出现近代工商业与传统工商业互补共存的多层次结构。近代工商业既以传统的工商业为基础，利用传统工商业的资金、原料、技术、生产组织以及市场条件，又对传统的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淘汰，形成了对传统工商业共生并存的过渡型工商业结构，因此，其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本土化”的特点。
正是由于工业化、商业化成为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和重要动力的情况存在，使得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主观因素显得至为重要。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表明，非条约口岸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成为推动此类城市近代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因素。
南通现代化就带有张謇个人强力推进的鲜明色彩，其过程是在张謇个人直接设计、领导与推动下进行的，以大生纱厂的创办为先导，以后逐渐推向农村手工业、沿海垦殖业、教育、文化、市政、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城市近代化。在当时的南通，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们的意识形态，距近代资本主义出现所需要的环境相距甚远的条件下，没有张謇的爱国激情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张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利用当地的有利因素，带有“超前”意识地强力推进，南通近代化不可能达到当时的程度和规模。
同样是企业家发挥能动作用，无锡的企业家们对无锡城市近代化则表现出不同于张謇的特点。正如张謇所说的那样，“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无锡则人自为战”，无锡城市近代化的道路是通过无锡六大企业资本集团联合起来推进近代工业的发展，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各自尽其财力智力，从而实现社会办工业的目标的。特别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后，无锡各大企业积极进行改革创新，大大推动了无锡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无锡如果没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能动发挥和企业家群体的共同奋斗，则很难快速发展并超过南通。
常州城市经济的增长更离不开企业家刘国钧等人的积极投入。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纺织业普遍萧条和地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迅速成长，成为常州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关键在于其经营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刘国钧等企业家们大胆任用、礼聘专业技术人才，在企业中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使常州纺织业继南通、无锡之后，步入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从而使得常州城市在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在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推动下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建立起近代工业，继而推动城市其他功能发生变化，走出了一条由本地力量自我设计并逐步实施的近代化道路。
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近代化的道路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却共同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意志。正是这种精神符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方向，从而真正成为推动中国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动力。可以说，没有近代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实现非条约口岸城市经济的近代化，而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则不会有近代企业的产生及其发展。
通过上述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动力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的近代化，都曾获得过骄人的成就，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受到过不小的挫折。这些都与许多主客观因素紧密相关。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受挫教训，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区域城市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城市发展既要通过一些宏观调控手段，循序渐进、系统而完整地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如南通模式），又必须引进开放和竞争机制，使城市工商企业发展更具有生命力（如无锡模式），还需要加强城市内部各经济组织的协作和联合（如常州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城市自我发展的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人为干预等。发展有规划性并不代表垄断，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不代表无序状态，自我的发展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等等，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问题。
2、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发挥能够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本地工商企业家的积极作用，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据城市自身条件，将当地工商业与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农工商协调发展的道路。
4、加强区域内外开放、交流与合作，完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三联书店，1957．
[2]茅家琦．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3]［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徐兆银、季金根．无锡近代交通运输初探[A]．茅家琦．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C]．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