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攻入辽沈地区之后，实行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把辽沈地区本来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弄成大倒退。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巩固它的统治，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夺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辽沈地区广大汉人或武装起义、或投毒、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后金统治者则进行血腥镇压。”[53]做为直接同广大汉民打交道的后金国中的汉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无辜同胞的苦难和血泪不能不使他们当中天良未泯者的心灵受到触动，进而转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躏的同胞。本来身负重任直接管辖辽南汉民事务，为后金立有大功的刘兴祚，终于走上叛金归明之路，并策划同复州军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证。皇太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歧视汉人的政策，造成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一时难以平复。正如贝勒岳託所说，“人怀疑惧，纵极力挽谕，人亦不信”[54]。这是大实话。皇太极也看到当时歧视、奴役、虐待汉人的现象在后金国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胜罪”。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洲诸臣不断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广大汉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问题的严重性而警告满洲将领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56]。但皇太极的警告与希望扭转不了满洲歧视汉人的习惯势力，改变不了尖锐矛盾的现实。

而且，后金统治者对为它效命的汉官的猜忌、歧视与凌辱相当严重，所有汉官，包括那些身居显要位置的汉官亦均不能幸免。汉官们虽然竭诚为后金效命，但在满洲主子看来他们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而随意欺凌、虐待、“陵轹作践”是一种普遍现象，汉官被欺凌得往往“伤心落泪”[57]。致使有血性者之寒心，乃至离心。才干出众、文武兼通的刘兴祚，曾深得努尔哈赤及满洲权贵的赏识与器重，被称为“爱塔”，即“爱他”之意，而被授以重任,成为管理一方的长官。然而，其主子大贝勒代善对其“常常虐害”，“夺其乘马，取其诸物”，竟“使其不能自存”。[58]终于在皇太极继位后不久，便逃亡而去。而皇太极继位后在政治舞台上又重新活跃起来的李永芳，其境遇并不美妙。他在一次随军征战时同满洲诸贝勒一样，向领兵统帅二贝勒阿敏提出诚恳的建议，却独遭阿敏的当众痛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须尔多言！”[59]从此，李永芳“终无一言”[60]。刘、李之遭遇并非汉人中的个别现象。面对这种暴虐与屈辱，凡有血性有良知者绝难隐忍、承受！所以李延庚奋起反抗，其“叛志”已定，且历久弥坚，义无反顾，也就情在理中。

 

上述三人本是清朝开国时期颇受倚重而显赫一时之人物，其人其事在当时来说乃广为人知，然而其身死之后，竟如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令后人难详其究竟。出现这种状况，当然完全是清朝统治者有意而为，使之成为绝密之结果。因为对清统治者来说，这三人之所作所为都将足以见证和暴露其最不愿意外人得知的它的核心内幕，及因政策失误造成严重恶果的极不光彩之局面，而此三人之其人其事如令外界获悉，无异于自我暴露，实乃自毁自戕，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只有一抹了之。

清统治者为消除三人在历史上之痕迹，颇为煞费苦心。当然其灭迹之办法亦因人而异。一是尽管其人为重要人物，但因系多与核心层的私下交往，未曾代表过统治集团与外界交涉，而并未对外界发生重大政治影响者，隐匿之则无伤大局，遂将其人其事在清朝官书、实录上完全抹去，不留任何痕迹，龚正陆即获如此遭遇。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清朝史书上没有关于其人其事之记载，这是否反映了历史上本无其人的事实。非也。龚正陆并非历史上不存在的虚幻人物。因为当年出使建州的朝鲜使者之回国报告中，多有与龚正陆接触及有关龚正陆活动之记载，而明人的著作中亦有反映，可见龚正陆乃确有其人，而清朝官书上却只字皆无。此清楚表明绝非疏忽所致，实故意而为。二是因其人其事多与重大事件关联，难以完全抹去，则采取只留实难删除之事，而将有关其人的所有背景材料一概隐匿之。使之成为身世不明、来去无踪、孤立而不着边际的人物。如有关阿敦，只在实录上留下两条记载，其他事迹则一概不见。其与有关人物相涉之事，如在立储问题上虽然涉及到那么多人，然而在诸人之传略中亦不见有关此问题的任何记载。当然所有官修史书中亦不为其立传，所以有关阿敦身世之详情已绝难确知。而对身居要职，涉及问题颇多的李延庚，则做“藏头掩尾”之处理。这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清太祖实录》中没有任何有关李延庚之记载，而《清太宗实录》上尽管记录了不少李延庚之活动，但却自始至终不见其身世来历；而《满文老档》之记载中，虽然约略可见其乃李永芳之长子，然有关其最后因反清获罪被杀的一条记载，竟一改全书或称“李延庚”，或称“延庚”的惯例，独用“英格(yengge)”一称，以“正蓝旗英格”字样出现。不深入细究者很难辨识其身世，甚至难与李延庚画上等号。这样李永芳之长子，在《满文老档》中竟下落不明。官修《八旗通志》中李永芳之传记里，备举其诸子之名字，按理说其长子李延庚之名字将首当其冲而应赫然载录，这样人们便会从这里了解到李延庚之身世。然而本是汉文本的该书却故意不用李延庚这个现成的汉字真实姓名，而以近似译音的“洋阿”字样出现。而洋阿除在这里出现外，该书中乃至其他各类典籍中，再也不见其踪影。这样，李永芳之长子竟是个生来与俱的不可知之人物。显见清朝统治者是在故意割断李延庚与李永芳的任何联系，不让人们了解李延庚之真正身世。也就是不让外界知悉来降于己的第一位明朝官员的后代、被自己倚重之人竟坚决反对自己的事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马脚终有暴露之时。《清太宗实录》中虽云“诛延庚，籍家产给其弟”，却绝不言其弟为谁，以避免横向联系，而暴露其真正身份。但私修的王氏《东华录》却没有这些顾虑，它明确记载道：“籍家产给其弟率泰”[61]。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率泰者，乃李永芳之次子。这样，李延庚之身世便昭然若揭。这大概是清朝统治者所始料未及。

综上，人们已经可以看清，清朝统治者不论对龚正陆等三人处理方式如何之不同，但最后都达到一个使之成为绝密之目的。用以掩藏其不令人知之内幕，完全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真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文献：

[1] 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后，经诸王贝勒一番激烈斗争而议立新君福临，在尚未举行登极大典之际，突然出现主张拥立多尔衮并四处活动的郡王阿达礼及贝子硕托，礼亲王代善立将此事通报多尔衮，且“言词迫切”；以及有投匿名帖所谓陷害固山额真谭泰者，据称投帖者乃宗室巴布海家之太监。当这些事情暴光后，辅政王多尔衮在未经有司审讯尚未弄清事实及其问明因由之时，便立即下令将阿达礼、硕托及巴布海夫妇缢杀之。谭泰乃镶黄旗之固山额真，坚决主张拥立先皇（指皇太极）之子绝不许议及他人者。这里力主拥立多尔衮及攻击谭泰，是两个各不相同性质的孤立事件，还是一件复杂大案的两个方面，其幕后策划者究为何人？因当事之一干人犯均被急速杀掉，所谓杀人灭口，已无从稽查，成了永远之谜。

[2] 除秘不示人的档案、实录如《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及清太祖、太宗朝《实录》中，尚留有阿敦及李延庚之片段而难窥全豹的记录外，清官修史书如《清史列传》、《清国史》、《满汉名臣传》，以及《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中，皆无这些人之传记，而龚正陆之事迹，不论档案、实录，乃至清官书之中则一概皆无。

[3] 关于龚正陆的论著有[日]和田清：《清太祖的顾问龚正陆》，载《东洋学报》35卷1期，1952年9月；[日]和田清：《龚正陆传补遗》，载《东洋学报》40卷1期，1957年6月；张玉兴：《努尔哈赤的早期谋士龚正陆》，载《中国东北》创刊号，1994年1月。关于阿敦的论著有佟铮：《关于阿敦》，载《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张玉兴：《阿敦》，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4卷，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赵维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族弟阿敦》，载《满族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李延庚的论著有张玉兴：《李延庚叛清考评》，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

[4]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论治道》。

[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7] 《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崇德元年四月己丑。

[8]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9] [朝鲜]《李朝宣祖大王实录》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0]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图版九，申忠一所见残联，1939年伪满建国大学影印本。

[11]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12] 赵士桢：《神器谱》卷四，《防虏车铳议》。

[13]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14] 赵士桢：《神器谱》卷四，《防虏车铳议》。

[15]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6]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申。

[17] 张玉兴：《努尔哈赤的早期谋士龚正陆》。

[18] 《为夷酋速尔哈赤病故吊祭事》（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辽宁省档案馆藏明屏风档003号。

[19] 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二十，《四夷附奴酋》。

[20]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三分册，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版，第241页。参见《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784页。按，中华本于此处译作“阿都”。

[21]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页；[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三，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22] 《清太宗实录》卷二二，天聪九年正月丁丑，上谕曰：“宗室者，天潢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蒋良骐：《东华录》卷三，作：“崇德元年（按应作天聪十年，而实为天聪九年）正月，诏太祖庶母子称‘阿哥’。”其实在此谕之前及之后，阿哥（阿格）一称并非专为太祖庶母子所独有，但为爱新觉罗氏之子孙所专有，则是毫无疑义的。

[23] 一说阿敦乃索长阿之孙，即其三子之子。断言：“阿敦的祖父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伯祖索长阿，其父为索长阿三子绰奇塔。”“在宗族成员都以努尔哈赤为敌的岁月里，索长阿的长子李岱与三子绰奇塔都是敌视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成为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劲敌。”“阿敦目睹了其父绰其塔的所为，深以为虑，多加劝阻。”阿敦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身从祖居地河洛噶善城来到北砬背山城，投靠了族兄努尔哈赤”（见赵维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族弟阿敦》）。但不知其所据。然查《爱新觉罗宗谱》可知，索长阿之第三子名绰奇阿注库，卒于甲子年（公元1564年）。他只有一遗腹子（孟生），名阿度巴彦，卒于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如绰奇阿注库即绰奇塔，阿度巴彦即阿敦。而问题却是：绰奇阿注库死后十九年方有努尔哈赤父祖被害，其起兵攻讨尼康外郎，以及五祖子孙“欲杀太祖”之事发生。而阿度巴彦在其父死后六个月方降生，从未见过父面，何有劝阻之事？可见绰奇塔与绰奇阿注库并非一人，阿敦亦非阿度巴彦。所谓阿敦之父即索长阿第三子参与敌视努尔哈赤之活动，阿敦劝阻无效而毅然投奔努尔哈赤之事与史料记载不符。又，本文写毕，笔者近日得与持上述观点的赵维和先生谋面，曾探询此事之究竟，告云发现了阿敦一支的族谱，揭示了阿敦身世之谜，其言所据本此。并说《爱新觉罗宗谱》有关索长阿第三子及其子嗣之记载有误，不足征信。笔者认为如这份族谱确属真品，则是十分重大的发现，在清朝阿敦族谱存在的本身就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按此族谱所载则阿敦确系爱新觉罗氏无疑，但因其触犯了不赦之条成为重罪钦犯，不仅其本人身死迹灭且殃及子孙后代，统在玉牒中被改头换面，而远离真实。显见清统治者为掩盖杀人灭迹之事实，已在玉牒上公开作伪。但一般来说，爱新觉罗氏中获极端重罪者，将被黜宗室或觉罗，即被做灭迹处理，不论本人还是子孙后代，都将从玉牒上除名。但这份族谱却说明了还有进行作伪处理后，仍在玉谍上留下其人及其子孙后代名字（但关键人物已非真名）的先例。这分明又是从未闻见的怪事一桩，何以如此处理实在令人费解。但不论如何，阿敦之后人竟然不顾朝廷之禁令，冒险秉笔直书先人被努尔哈赤残害的事实，恢复了被篡改的历史之本来面貌，揭露了清朝凶残统治的老底，如此内容的谱书竟能在清朝统治下一直流传并续谱下来，而不被发现、未遭不测，简直是个奇迹。该谱书之意义非同小可。笔者甚望了解该谱书之流传经过及相关详情，敦请赵先生尽快整理发表该族谱及其研究成果，以飨读者。因尚未亲眼目睹该族谱及研究论文，不便妄下断语，谨陈说诸多待解之疑惑问题原委如此。

[24]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页。

[25]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26] 《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二，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丙辰。

[27] [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8]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6页。

[29] [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

[3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70-171页。

[31]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89-190页。

[32]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95-196页。

[33]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241-242页。

[3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478页。

[35]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3146页。

[36] 《八旗通志》卷一八二，《李永芳传》。

[37]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614页。按：洋阿、英格，均为延庚之音译。清官书上如此，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分辨清楚。但今天人们翻译古籍，遇到这类专有名词时，只能按历史上固有的或约定俗成的处理，而不能以己意重新创造出新的名词来。否则，必将出现甚至自己也弄不清的混乱。中华书局译注本的《满文老档》1990年版（下简称“译注本”），即存在此类问题。仅以李延庚为例，该书本来只有李延庚（或延庚）及英格两种名称，翻译时当然应该如实直译，而在编制人名索引时，加以注明，进行统一处理，以避免误解即可。“译注本”确也这样做了，如在人名索引词头中已标明“李延庚（又称延庚、英格）”之字样，虽然“延庚”、“英格”并未单列词头（这是本应列出的），而且，本书中唯一载有“英格”的一页（1614页）索引中又漏掉，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总的说来，通过如此处理，还是方便了读者。然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却是，“译注本”除这两个名称外，李延庚竟出现了另外两个译名。即将李延庚译成了 “彦庚”（见该书第291、461、488、509、510页）、“严庚”（见该书第921、1227页），而在书后人名索引中它们各有与其他人名毫不相干的独立之词头，并未交待这两个译名与李延庚，乃至延庚、英格有何关联。这就等于告诉读者这是与李延庚毫无瓜葛的另外之人。尤为奇妙地是竟于一条档案内的一个李延庚，却有两个译名（见1226-1227页，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条，李延庚与严庚并存，一人真的被译成了二人）！翻译、校对出现如此之错乱，大概与李延庚的清史无迹，给人们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困难有关吧。

[38] 《清太宗实录》卷三一，崇德元年十月戊寅。

[3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614页。

[40] 周文郁：《边事小记》卷四。

[41] 谈迁：《国榷》卷八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25页。

[42] 马晋允：《通鉴纪要》。

[43] 谈迁：《国榷》卷八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25页。

[4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491页。

[45] 《满文老档》（太宗朝）卷一五。

[46] 见《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正月癸亥、《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308页。

[47] 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九月庚申。

[48] 吴骞：《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

[49] 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十月壬寅。

[50] 见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

[51]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52]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八月癸未。

[53] 见拙文：《李延庚叛清考评》。

[54]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正月癸丑。

[55]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二月戊子。

[56] 《清太宗实录》卷一四，天聪七年六月壬戌。

[57] 《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二月壬辰。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5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

[6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61]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