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军统领，警卫中之武力实在掌握。此与年羹尧之为陕西四川总督同一扼要。以此两人为拥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为世宗嗣统布置，此不可谓非天相也”。是孟老以康熙预定人承大统之人予雍正，而不知禩、禟夺嫡之争与夫年、隆贬诛之祸，相继夹杂其间，又不相统属。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为世宗伦纪中四大罪款，得世宗自为辩证[《大义觉迷录》]而款目始定。后来于弑兄、屠弟二款尚有人言之。屠弟一款，世宗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自受，论者可自得之。至谋父、逼母

二款，知者较罕，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其中事实合[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一谕，如今律师撰状，分理由、事实等项云尔”。可见，孟老素习政法，不啻老吏断狱，得心应手。然既知谋父、逼母二款为雍正所不否认，则屠弟一款为雍正所不辩亦不受者，非自认而何?

    皇统承继，本为统治者一家一姓之私事，但雍正一朝用人行政，莫不与此有关。雍正继位后迫害宗室兄弟及朝臣，使人对其入承大统之合法与否更增加怀疑，于是有曾静借此策划反清复明的活动。曾静被捕后，雍正则欲利用其供词为反面教员，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对不利于己的种种传闻逐条辩驳，令天下广为宣谕，于是本属宫闱隐秘的内幕从此大白于天下。又因《大义觉迷录》所云与《实录》、《上谕》等官方记载相戾之处甚多，使人疑窦丛生。实则雍正之所以能人承大统与诸弟之明争暗夺息

息相关，所不同者雍正为人阴险，不露声色，手段毒辣，内有隆科多为其窥视康熙旨意，外有年羹尧以牵制皇十四子胤祯之行动；此皆明眼人一目了然者也。何况《大义觉迷录》中有屠弟一款，雍正不辩亦不受，不辩即自受；而孟老所谓“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者，则孟老不啻自认屠弟与夺嫡有关，前后论点不无自相矛盾。

    拙著《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28两文，认为康熙为有清一代最隆盛之时代，而晚年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不立太子，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雍正继位非若皇太子胤礽为嫡出，不出自嫡嗣则与胤禩、胤禟等辈无别，故胤禩等亦得以视雍正继位为非法，不予承认，而雍正非翦除之不足以解除威胁。所以雍正继位之后对诸弟之打击不遗余力，非如孟老所云，纯为诸皇子争位斗争之延续，与夺嫡无涉。若康熙对嗣君全无考虑，或者他自然死亡造成皇统断绝，或可视为单纯皇位之争，成王败寇，未可厚非，然事情既非如此，结论自然不同。因此，问题固然复杂，牵扯方方面面，但其中关键，就在于康熙之死及隆科多口宣遗诏，这一点能辨明，其余也就迎刃而解。拙文之所以将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胤祯、隆科多、年羹尧诸案，皆作为雍正夺嫡这一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是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考虑的。我们知道，雍正篡位，真正合谋者为年、隆二人，年、隆不去，终留祸口。只有先解决年、隆，才无所顾忌，放手翦除诸弟。雍正与诸弟，过急则不过毁誉；而于年、隆过缓则恐泄天机，是以知诸弟可缓而年、隆决不可缓。盖雍正之立，年、隆二人之功为最，年以四川陕西总督为胤祯副贰，掣肘胤祯。胤祯被召回京，束手就缚，年之力也。而隆于康熙暴卒之际，榻前受命，口衔天命，“一言而定大计”，使雍正入承大统，则隆之功又在年之上。二人有此奇功，君臣之间不免得意忘形。隆供词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年之无状更甚于隆，有云：“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负王爷(雍正，年为雍府下人)”，被斥为“无法无天”。拙文认为这些话只有放在合谋夺嫡中才能得到解释，所以不同意年、隆之死起于雍正继位之后的君臣冲突，并认为年、隆之被诛，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为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

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绝难免一死。但有些学者对年、隆之死提出不同意见，而我至今仍坚持自己50年前的这一看法。

    雍正继位是否篡立、夺嫡，还是具有合法性的继位之君，关键在于康熙之死是否确有遗诏传位于雍正。80年代中，拙作《清圣祖遗诏考辨》29一文，根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存的两份满汉文合璧的康熙《遗诏》原件，又使我得以重新探讨50年前的老问题。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史实，即顺治逝世之际，

曾以遗诏形式传位康熙。顺治死于天花，仓卒之间仍有遗诏，即使遗诏是由人增删改写的。康熙无遗诏制定，很难相信为一种正常情况。但这份遗存的所谓康熙《遗诏》经过了仔细勘校，发现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有一道长达3000余字的《面谕》，两相比勘：只是《面谕》详而《遗诏》略；叙事层次稍有不同；《遗诏》行文典雅而《面谕》杂乱无章。不难推断，《遗诏》是据《面谕》伪造的依据之所从出，亦足以为雍正篡位增添一个历史文献见证。拙作三文因将康雍两朝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综合起来加以全盘考虑，不就事论事，局限于一两个具体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自拙文发表以来，诸家30迭起，或大同小异，或异中有同，或各执一说，坚持己见。知人论世，讨论固不厌其详也。

 

五阿其那、塞思黑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故)曾经说过：“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

究”31。自来对康熙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自改名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世俗相传“阿其那”、“塞思黑”即是狗、猪之意32，似无任何异议。但陈先生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33，确为不易之论。

    胤禩之改名“阿其那”为自改，并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而胤禟之改名“塞思黑”系出自诸王胤祉、胤祺34为他改，但两者均得到雍正的认可。再证以《上谕八旗》35。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有云：“皇上[雍正]令其[阿其那]设誓，[阿其那]含刀发誓云：‘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是何等语?皇上以‘一家’二字推之，可涉及圣躬，随经降旨戒饬”云云。从而不难推知，“一家”二字既涉父子兄弟，那么，“猪狗”二字岂不同样涉及父子兄弟吗?由此也同样足以证明陈先生之说是完全正确的。

    从300年前满族传统文化的民间习俗考察，据满语专家玉麟先生在新疆伊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调查研究，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两个词来源于满族的群众口语，是满族在过去农牧游猎生活时习用的词：“‘阿其那’满文Acina，……词根是‘阿其，

[Aci-]，又作‘爱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na]。如果对谁加重语气地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所以雍正帝把胤樱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36。同样，“‘塞思黑’满文Seche是从满语词根Sechemi猪刺伤人的意思变来的”37。顷据沈原女史所撰《阿其那、塞思黑考释》38一文，知阿其那的满文原本作“akina”，源自akiyan，意为“夹冰鱼”，即夹在冰层里冻死的鱼。则胤祺自改其名为“‘阿其那’，寓意既深，用心亦苦，他承认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成为一条死鱼、俎上之鱼，任凭乃兄清世宗处置”云。同样，沈文认为塞思黑满文为seshe而不是

seche，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一第六件档案的注云：“雍正四年……五月，胤禛又将其另一政敌、其另一弟胤禟(玄烨第九子)改名为(seshe)，汉译为‘塞思黑’。据……《五体清文鉴》和《清文总汇》中‘seshe’解释为‘讨厌’之意”。又云“seshe是seshembi的命令式。……它还可以作为该动词的形动词形式，修饰它后面的名词。……当它表示‘厌烦’的意思时，也就可以修饰‘人’或‘东西’之类的名词，表示‘讨厌的人(或东西)’之意。胤禟之名被改为‘塞思黑’，当取斯意。”“在清世宗看来，‘塞思黑’这个名字也应表示他让人们‘讨厌’允禟之意，由此可知，改允禟之名为‘塞思黑’，旨在表明‘允禟是个讨厌的人(或东西) ’”39。应当承认，沈文从阿其那与塞思黑的满文原作akina与seshe而不是acina与seche进行的分析，证据充足，诠释合理，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

    沈阳辽宁省档案馆历史部藏有黑图档卷242，雍正四年部来档一件，承王佩环同学复印一份寄我，欣然为之展阅，满文字迹漫漶，又承重抄一份相贻。顷得江桥同学为我校补满文音译。其中有关胤禟于雍正四年五月由和硕诚亲王(胤祉)与和硕恒亲王(胤祺)改名塞思黑之事与《实录》所载相同外，又多出塞思黑八子改名之记载。来档内云：“允禟改名塞思黑，其长子改名fesihun(音拂洗混，下贱之意)，次子改名，fecuhun (音拂楚混，淫邪之意)，三子改名ubiyada (音乌比雅大，讨厌的之意)，四子改名eimede(音厄依莫得，惹人嫌之意)，五子改名hairakan (音海拉坎，很可惜之意 )，六子改名dungki ( 音董奇，混蛋之意 )，七子改名dusihiyen (音杜希贤，浑浊之意)，八子改名eihun (音厄依浑，愚蒙之意)。不难看出，这是胤禟八子已被发配到沈阳地方才从盛京总管内务府来档于北京宗人府的。但从上述胤禟诸子改名的命意来看，它们无非都是一些讨厌的人、讨厌的家伙、下贱之人、下贱的东西、讨人嫌之人、混蛋、蠢货、淫乱之人、贱货等等被人骂、被人轻视的群众口语，与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之用意如出一辙。从而不难得知，阿其那、塞思黑二字原本与猪、狗无关，因二人被人讨厌，而被视为讨人厌之代名词，与胤禟八子之改名用意并无二致。然则依此以推，阿其那与塞思黑二字群众口语引申为猪、狗之义乃后来以讹传讹演变而来，则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满文原无猪、狗之义，与陈老所指出的“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的看法正合。所以禩、禟二人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均有被蔑视、轻贱之意，与胤禟八子改名之讨厌的人或讨厌的家伙，用意相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拙文对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诠释，一而再，再而三，相继撰写了三篇文章40，这当然是因为牵涉到了雍正夺嫡的问题，所以，哪怕是一个改名的小问题，一旦只要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钻研下去的，问题讨论不厌其详，如果结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翻案不但可能而且是完全允许的。

 

注释：

1．《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3年9月)第3卷第17号，第61—74页。

2．三田村泰助著《满珠国成立过程のに考察》，刊于《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年10月，《东洋史研究论丛》之十四，京都大学文学部。

3．《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10月。刘世哲中译。见 《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发行)1990年第4期52— 57页。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第37本，1967年6月。

5．《华冈学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74年7月)第8期第227—25l页。

6．《社会科学辑刊》(沈阳，辽宁社科院出版1990年)第2期第83—90页。

7．《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7年)第3期第133—146页。

8．《南开史学》(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出版，1981年)第2期第231—244页。

9．《史学集刊》(长春吉林大学历史系出版，1996年)第3期第29—34页。

10．《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1第3页下，《满洲实录》满文本卷1作“dudu口口口”缺文，而汉文本(国学文库本)卷4第4页作“都督孟特穆”，不缺。又《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下称《武录》)卷1第1页下作“都督孟特木”，末一字微异。

11．今西春秋著满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刊本)卷1第7页。

12．《武录》作“布库里英雄”，按：布库里为山名，“英雄”二字似非人名，当无其人。    、

13．《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按布库里英雄作布库里雍顺，音同译异耳。

14．第30册，卷222，第9128页。

15．《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    ‘

16．《满学朝鲜学论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7月)第25—56页。

17．《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第4第4页。

18．《文录》卷15第21页。

19．《满族研究》(沈阳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发行)1994年第2期，第17—27页。

20．《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下册，第371页。

21．《历史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行，1990年10月)第9期第17—29页。后收入《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23页。

22．《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文库出版，1972年10月)第53期第1—42页。

23．前引《清史续考》第15—19页。

24．同上，第32—33页。

25．上海石印本，清光绪25年(1899年)卷1第1页。按蒋良骐《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竞将此句删去，或以为不足据耶?

26．1934年自排线装单行本，第一文6页，第二文23页，第三文37页。后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二次版)下册及《续编》中。

27．前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19、572页。

28．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再版)第147—207页。

29．拙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309—330页。

30．J．D．Spence，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New York，1974(史景迁：《康熙自传》纽约，1974年)，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白新良：《乾隆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10月)等书均有论及。

31．见陈寅恪先生为姚薇元所撰的《北胡姓氏考·序》，原稿现存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手中，承复印一份寄我。

32．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册第862页。

33．见前引陈寅恪先生为姚《考·序》中语。

34．《清世宗实录》(伪满本)雍正四年(1626年)四月甲寅，卷42，第11页上。

35．雍正刊本，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卷4，第41页下。

36．《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刊于《红楼梦学刊》第1期，第259—260页。37．同上，第260页。

38．刊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2—93页。

39．同上，第93—94页。

40．第一篇《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刊于《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边政协会编印，1996年6月)第221—224页；第二篇《补释阿其那、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七十年(1926—1996)论文集》1998年已付排；第三篇《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是提交第八次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刊于《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