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时，巴克什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50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天聪六年（1632）达海病逝，其病危时，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51太宗时，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入关前，尤其是后金时期，巴克什们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迄今，这个问题被忽略，没有人作出回答。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试作如下论证。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著《栅中日录》中，把大海（达海）注为“华人”52。李民寏误认达海是汉人，可见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天聪六年（1632）九月，内三院汉儒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大海弃世，龙识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53。可见巴克什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　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　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著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天聪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63。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他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对明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导地位，已显示出让位汉儒臣的明显趋势。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转型，确立了以儒家为指归的统治思想。在转型的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

 

 
参考文献：

1（清）福格《听雨丛谈》卷8，页18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下同），第一分册，页32。　

33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0。　

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二分册，页121。　

54143《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9。

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46。

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4，第二分册，页164。

8《满汉名臣传》卷8，页207。

9《满汉名臣传》卷3，页56。

10《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1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0。

12《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13《满汉名臣传》卷3，页65。

1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59。

15《满汉名臣传》卷4，页95。

16《清史稿·尼堪传》卷228，页9258，中华书局版1977年版（下同）。

17《清太宗实录》卷20，页19。

18《清太宗实录》卷17，页10。

19《清太宗实录》卷9，页12。

20《清史稿·额尔德尼传》卷228，页9253。

21《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22《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6。

23《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24《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25《清太宗实录》卷５，页20。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页1，台湾华文书局版。

27《清太宗实录》卷11，页19。

28《钦定八旗通志》第5册，页305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9《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7—9258。

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2。　

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7—8。　

33《清太宗实录》卷5，页11—12。

3451《清太宗实录》卷12，页 15。

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 33—3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页 15。

36《清太宗实录》卷4，页 20—21。

37《清太宗实录》卷4，页 31。

38《清太宗实录》卷5，页 2。

39《满汉名臣传》卷3，页 53、 69。

40《沈阳状启》，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4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 153。

445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 228。

45《满汉名臣传》卷3，页57。

4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册，页 114。

4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册，页139。

48《清史稿·武纳格传》卷230，页9305。　

49《满汉名臣传》卷5，页125。

52《栅中日录校译》页 27，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3《天聪朝臣工奏议》页 2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4《建州闻见录校译》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5《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

56《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57《清太宗实录》卷1，页10；卷22，页22。

58《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

59《清太宗实录》卷14，页16—17。

60《清太宗实录》卷16，页8—16；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61《清太宗实录》卷59，页7、11；卷60，页17。

62《清太宗实录》卷28，页2。

63《清太宗实录》卷1，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