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 “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发布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发布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ｗēｉ（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43〕〔45〕《清世祖实录》卷4，页17—18。
〔46〕《清世祖实录》卷5；页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