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祖宗肇兴之地的辽沈地区毕竟是清朝统治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无论兵源还是财源，清廷还不能不依赖辽沈地区．因此，为了迅速恢复辽沈经济，首先必须增加辽沈地区的劳动人口。于是清初统治者，对关外地区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对于关内各省汉族人民来辽沈地区垦荒种地实行招徠政策。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首先下令，动员先年入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关外辽沈汉人“愿还乡者”返回辽沈。1651年(顺治八年)，明确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17]。1658年(顺治十五年)，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明确规定：有招至百余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60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50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6升。每百名给牛20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辽西的锦州、广宁、宁远地方从关内迁来的流民竟有千家之多。原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登州及广鹿、长山诸岛的汉民亦纷纷回到辽东。仅回辽东半岛金州原籍者就有七百余名。由于金州一带地荒人稀，清廷准许在金州“任意开垦”。致使金州一带“生聚渐多”。为了招徠更多汉人来沈，清廷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1658年(顺治十五年)定辽阳一带每亩只征银三分，这与赋繁税重的关内各省相比，对流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顺治末年，宁远、锦州、广宁一带“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亦“稍成府县之规”。自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对盛京和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取消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禁止汉民流人盛京及辽东地区垦荒种地。但是，这一时期亦是禁而不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大批汉人私自出关，理藩院意见严加惩处，谪发乌喇宁古塔披甲为奴，但康熙认为所议太过，下令在山海关、辽阳等地安插。因此，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的汉人，流人辽沈的日益增多。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时，仅山东汉人通过海关或者古北口、喜峰口进入辽沈地区，或“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18]就“多至十余万”。仅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余年间，辽东人丁数增加了5倍多”[19]。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仅仅缴纳田赋的汉人丁口数为5557口；1685年(康熙三十四年)时人丁数为26227口；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人丁数为42210口[20]。至于那些成千上万私自来到辽东在山区滨海开荒种地的汉人均未统计在内。可见，汉人丁口数增长是十分迅速的。

乾嘉时期，尽管厉行关禁，但并不能绝止关内各省汉民流入辽沈。当时不仅北方各省，甚至远及闽浙一带亦有汉人流往辽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时，奉天、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产”。嘉庆年间。山东、直隶的贫苦汉人，纷纷到奉天垦荒种地，“愈来愈众”。他们在辽东“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原籍，而且呼朋引友，日积月累，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1753年(乾隆十八年)时，奉天府丁口数为221 742口；176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天府人丁数为713 485口；1812年(嘉庆十七年)，奉天府人丁数为942003口；l840年(道光二十年)时，该府人丁数为2213000口。前后只87年，奉天府人丁数增长了10倍。而同一时期，直隶地区人丁数只增长2 5倍。显然奉天府人丁数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入门本身的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关内流民进入辽东地区的结果。

除了大批汉人来到辽沈外，入关的旗人及其后代，也有不少陆续回到故乡辽沈地区的。清入关时，八旗兵丁约10余万，其中不少人在战争中丧失性命，以致“八旗士卒，多效命疆场。故丁口稀少”[21]。为适应对全国统治的需要，入关后，八旗兵丁数扩充到20余万，清初转战全国各地，最后除部分长期驻防地方外，大部分驻防在北京和东北。至于旗下人口，有的随军居住，大部分定居于北京周围和东北地区。特别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全国统一后，八旗兵丁纷纷从战场上调回，除部分驻防北京，大量的户下人壮丁和部分正身旗人，下乡耕种庄田旗地；部分在京旗人被允许去奉天设庄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辅旗地，到奉天后就可如数拨绐熟地，即使没有退地的也可以另给荒地，实际上就是鼓励在京旗人回辽沈故乡垦种。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将锦州、凤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给以耕牛及口粮农具。此外，康熙年间，为巩固东北边防，陆续调拨大量的八旗官兵出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时，整个东北驻防旗兵仅11000余人，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则达到]7000多人，如果连同八旗官兵的家口计算，总数则在20万人左右。其中辽沈地区是八旗兵驻防的主要地区。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三藩”余部亦被发遣东北。三藩余部辽沈地区的人很多，辽沈是尚可喜的故乡，因此“二藩”余部中的许多人被安置在辽沈地区，编入八旗，或充当台丁、站丁，或充任官庄壮丁，开荒种地。如是，辽沈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满汉杂居交流的局面。

四

我们在对辽沈地区清入关前后满(女真)汉人口交流情况作了粗略的历史考察以后，不难发现这种满汉人口交流对辽沈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入关前后辽沈地区的满汉人口交流的范围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这种交流有的是强制性的，并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有的是自发的，体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的趋势。而强制性的人口，尽管在客观上也起到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的作用，但由于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其结果在政治上往往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引起政局不稳，经济上往往起到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汉民族杂居共处，结果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引起了满汉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汉族人民不堪忍受民族压迫。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到处投毒和暗杀后金统治者和满族八旗兵。造成后金政局的严重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努尔哈赤时期辽沈地区到处是荒芜的土地而无人耕种，粮食特别紧张，往往为了几升粮食而出现杀人夺粮的情况。皇太极时期实行招徕汉人政策，因而使得早已十分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政局趋于稳定，生产有所恢复。但后来几次入关战争，掳掠了上百万人畜，尽管使辽沈地区的劳动人手有所增加，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被掳掠的汉人不少在旗下为奴，他们怀恋故土和妻儿，根本无生产积极性，并且不断起来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其结果造成清朝统治者新的后顾之忧。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入关前在辽沈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强制性的满(女真)汉人口交流。对辽沈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清入关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辽沈地区自关内各省辽来大批流民，对辽沈以及整个东北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初，一方面由于战争，大批满汉人口移居关内，导致辽沈地区一时人口空虚；另一方面，关内北方各省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形成了大批的流民群。失去土地的农民，迫切需要土地耕种，因此关内各省流民自发地冲破重重阻力到辽沈地区及东北垦荒种地。这是一种适应需要、顺乎自然的自发的人口流动。清初封建统治者，也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实行封禁政策的同时，网开一面，让部分汉族流民山关谋生，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有利于辽沈及东北地区的开发。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纳赋田土数为60 933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时，田土数为311 750亩，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田土数为560 658亩[22]。仅就这官方掌握的田土数完全可以看出辽沈地区垦荒开发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效果也十分明显。1730年(雍正八年)山东遭水灾，清廷一次就自奉天调运米粮20万石赈济灾区。乾隆后期，辽沈地区每年都向关内输送数十万石粮食，出关的各省汉人在辽沈这块土地上和当地的满汉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足见这种自发的人口交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是强制性还是自发性的满汉人口交流，其结果都密切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女真)汉人杂居共处，甚至同居共食，尽管其间充满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但客观上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了解的作用，特别是语言的沟通，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问的共同发展，长期的杂居共处，解除了民族之间的戒备心理，特别是皇太极强调“满汉一体”，有利于密切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清入关前满汉之间几十年的杂居共处，最终使辽东成为清入关的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没有辽东满汉共处的局面，就没有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胜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满族统治者要将那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

 

 

 

 
参考文献：

[1]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七。

[2] 《满文老档》卷二○。

[3] 《明英宗实录》卷一○二。

[4]  严从简：《残域周咨录》卷二四。

[5] 《李朝世宗实录》卷八二。

[6] 《昭代武功编)卷八。

[7]  张鼐：《辽夷略》。

[8] 《山中见闻录》。

[9]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10]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11]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12] 《清太宗实录》卷四一。

[13] 《清太宗实录》卷一。

[14] 《清太宗实录》卷四。

[15] 《清太宗实录》卷五。

[16]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四月。

[17]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

[18]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19] 《盛京通志》卷二三。

[20]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21]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

[22]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