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两者权限各异。摄政即替君执政，代行皇权。摄政王能独自处理军国大政，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谕旨，体现自己的意愿。辅政大臣职能仅为佐理政务，受皇太后的制约。四大臣不得擅自决定朝政，必须共同协商，呈请皇太后恩准，以皇帝谕旨或太后懿旨发布，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太后和皇帝的旨意。总之，摄政诸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有效地防止叔王干政。[20]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取代亲王摄政，这是孝庄文皇后的殚精毕智之举。
三、体制失控与辅臣专权
四辅政大臣皆为勋旧，可谓功铭钟鼎。索尼，赫舍里氏，满洲“著姓”，正黄旗人。其父硕色巴克什，叔父为大学士希福。他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在文馆办事，历任头等侍卫、吏部启心郎，因屡建战功，累进一等伯，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苏克萨哈，其父为额驸苏纳。他初授牛录额真，世祖时擢为议政大臣，讦告多尔衮有功，又晋内大臣。遏必隆，纽祐禄氏，镶黄旗人。其父为清开国功勋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母为和硕公主。初授牛录章京世职，袭一等公，擢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瓜尔佳氏，满洲“著姓”，镶黄旗人。为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之侄。初授巴牙喇壮达，因骁勇善战，授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晋三等昂邦章京，又升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四辅臣之间相互关系如何？《清史稿·苏克萨哈传》作了概括：“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鳌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21]这段记载为分析四大臣在辅政中纠纷及鳌拜的擅政专权提供了线索。
八年中，四辅臣间的争斗日益激化，主要是鳌拜与苏克萨哈为垒相抗，问题集中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上。康熙五年正月，鳌拜执意更换旗地，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苏克萨哈力阻，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疏言不可为。鳌拜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下狱议罪。玄烨特召辅臣询问。鳌拜请将苏纳海等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缄默不语。玄烨故不允其请。而鳌拜却矫昭，将三人诛杀弃市。
资格最老的索尼平素也厌恶苏克萨哈，见鳌拜日益骄恣，与苏克萨哈不容，又年迈多病，对鳌拜所为向不阻止。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党，凡事皆附和。苏克萨哈威望尚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力争”。在四辅臣的讧斗中，鲜明地形成两黄旗对一白旗，三比一的局面。这亦是鳌拜敢于背叛“誓词”，独揽朝政的重要缘由。苏克萨哈势孤力单，怏怏不快，康熙六年，乞请驻守先帝福临的孝陵。鳌拜借机罗织其二十四大罪状，拟将他与长子查克旦磔死，余下子孙处斩，籍没家产。玄烨洞见鳌拜等素怨苏克萨哈，积以成仇，而不准奏。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再次矫旨，剪除苏克萨哈，为他全面擅权扫清道路。应当指出，鳌拜与苏克萨哈为儿女姻亲，他们之间这场殊死的较量，决非个人之间恩怨，而是长期以来满洲八旗之间的抗争在新的形势下的暴露。多尔衮在位时，扶植两白旗，压制两黄旗。“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饷”。[22]顺治五年，遏必隆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同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告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济尔哈朗“知尔不举”。诸种矛盾与冲突促使鳌拜当权后执意圈换旗地，压抑苏克萨哈，打击正白旗，抬高两黄旗的地位。这就是鳌拜与苏克萨哈长期争斗不已的实质。
四大臣辅政体制实施初期，与八旗制度的演变和太皇太后辅佐幼主的现实是相适应的，如同前文所述，执行的战略方针与政策措施是为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的。但新的辅政体制失去监督和控制，辅政之臣权力大，难以驾驭。皇帝年幼，辅政大臣不仅取代了内阁大学士入直和“票拟”的职责，甚至还可行使皇帝的“朱批”之权，以致他们的职权逐渐膨胀，科道官又不能行使监察和封驳权力，时间一长，自然引发鳌拜专权。
清太宗时期，设立文馆，又称书房，即秘书机构。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文馆为内三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仿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同时设立翰林院。世祖遗诏既将顺治年间所设机构斥为“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当必须革除之列。顺治十八年六月，四辅臣以皇帝名义降旨吏部，“内三院衙门自太宗皇帝时设立，今应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内三院应设满汉大学士、学士等官”。[23]这次所恢复的内三院与太宗时所设的职掌已有差别。太宗时，内三院的大学士颇受信任，随时入直，以备顾问。如范文程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召直左右，“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议政，皇太极必曰：“范章京知否？”入关初期，“抚育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24]
多尔衮摄政，内三院大学士既不直入，也不票拟。这次复设之内三院大学士与内阁大学士相比，除品级从正五品升至正二品之外，其他职司与顺治初年之内院大学士无别。如同御史李之芳疏言：“昔（内阁）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即日票拟。自鳌拜辅政，（内三院）大学士皆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25]辅臣共同商量票签内容，请示太后，并且代替幼帝朱笔御批。所以，必待次日看详。这样，大学士入值和票拟之权被剥夺了，这样就打乱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决策秩序。辅政权臣的所为又得不到有效监督，为鳌拜揽政提供了契机。
辅政体制失控主要表现在：1、辅臣权势渐重，取代了皇权。鳌拜专权即如此。辅臣参预国家重要机务的决策，又可代皇帝“朱批”，利用奏疏“次日看详”之则，鳌拜将部院奏折私带回府，“任意更改”，一人独断。他操持中枢机构，安插亲信党羽，如任命户部尚书即以“太宗文皇帝时设有二员，今亦应补授二员”为借口，将马迩赛徇情补用等。2、六科封驳之权，名存实无。因闲置了内阁大学士入值和“票拟”的职能，实际上取消六科掌题本之抄发与封驳的监察职权，批下之本，径达部院。权臣处于无监督的状况。3、此时的诸王多颐养天年，无问朝政。致使鳌拜擅权便愈演愈烈。
四、辅臣与皇帝的权力失衡
四辅政大臣是一个辅佐幼年君主的政治集团，四人之间因旗籍矛盾加剧，裂痕愈大。鳌拜排斥异已，专权自恣，独揽朝纲，擅作威福，有个发展过程。依据所见史料分析，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其特点是索尼等四人相互协同，共掌国政，贯彻执行世祖福临的既定路线。诸如，继续完成民族征服战争，施行赈济蠲免，恢复和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加强官吏管理等，稳固政权。（二）康熙三年至五年，特点是鳌拜恃其功劳，违背“誓词”，日益骄恣。鳌拜与费扬古素有嫌隙。康熙三年四月，以平日不待敬鳌拜的费扬古之子御前待卫倭赫于景山瀛台擅骑御马，动用御弓射鹿为罪名，将他斩首。不久，又以费扬古守陵怨望，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俱坐绞刑，余发配宁古搭，籍没家产，归鳌拜之弟穆里玛家。这是鳌拜专横暴戾的开端。五年十二月，圈换旗地，矫诏残害大臣。鳌拜在四辅臣中地位突出。索尼目睹了一切，又无力排解，故屡次呈请康熙帝玄烨亲政。（三）康熙六年至八年，特点是鳌拜树置党羽，把持朝政，以权谋私。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26]七月，玄烨亲政，鳌拜仍矫旨杀害苏克萨哈。“与伊等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在朝廷内安插亲信，结党营私，擅自将宗室班布尔善由领侍卫内大臣提升秘书院大学士。拉拢吏部尚书阿思哈，擢镶黄旗满洲都统泰必图为吏部侍郎，正红旗满洲都统噶褚哈为兵部尚书，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马尔赛为户部增设尚书；七年，又任命正蓝旗满洲都统济世为工部尚书等等。他们通同结党，沆瀣一气。这样，鳌拜垄断了中央部院的主要部门，控制了朝廷中枢机关。“凡事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大失天下之望”。[27]
这一时期，鳌拜怙势作威，独断朝纲达到了高潮。与康熙帝玄烨过从甚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看在眼中，记在心上，在呈其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记述：康熙皇帝初年，“遵照顺治皇帝遗诏设置了四位摄政王（辅政大臣）。在他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义”。[28]玄烨十五、六岁，正是康熙七、八年，鳌拜的专权极大地威胁着玄烨的皇权。切除鳌拜集团这个大的“肿瘤”，已成为年轻的皇帝玄烨亲政后的首要之务。
康熙帝玄烨从八岁登基之日起，即与辅政大臣一道听理政事，时有主见。据玄烨后来回忆：“昔听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谕伊等：‘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康熙帝常说，“朕自幼听理政事，极其敬谨”。他逐步提高了治理朝政的能力，在祖母孝庄文皇后支持下，同权臣鳌拜与之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如反对重处苏纳海，支持苏克萨哈抗衡鳌拜。亲政后，玄烨又多次对鳌拜不法行径进行抵制。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初一日，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复奏：“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29]鳌拜见疏，大怒说：“是劾我也！”请治其以妄言之罪，且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玄烨立即驳斥说：“彼自陈国家事，何豫汝耶！”同年七月初七日，举行亲政大典，鳌拜企图参与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玄烨洞识其奸，令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凡此种种，康熙帝对鳌拜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尚未达到完全遏制的程度。
玄烨深晓鳌拜权倾朝野，以一道谕令很难降服他。于是，“以奕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他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练习扑击摔跤，即满洲语所谓的“布库之戏”。数日后，伺鳌拜入见日，召诸羽林士卒入，面问：“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30]康熙帝历数鳌拜诸罪恶，立命擒拿，摘去顶戴花翎。年仅十六的少年皇帝声色不动清掉巨慝，勿庸置疑，又是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授意所为。如同康熙帝亲政诏告天下所云，“朕承太皇太后之命，躬理万机”。[31]孝庄扶植儿孙两代为帝，除紧紧依赖两黄旗外，多尔衮死后，通过拉拢苏克萨哈，收纳了八旗精锐部队正白旗。苏克萨哈很快也成为孝庄的亲信之臣。鳌拜诛杀他，孝庄将此视为对她的不恭。因而，鳌拜一被处罚，苏克萨哈立即平反昭雪，恢复世职，令其子孙承袭。玄烨曾言：“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清史稿·后妃传》亦记：“太后不予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行。”以资佐证。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和硕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列其罪状三十条，主要罪行：（1）欺君擅权，邀结党羽。鳌拜为国家大臣，“背负先帝重托，任意横行”，“文武各官尽出门下”，与穆里玛、塞本得等“结成奸党，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2）排斥异已，枉杀大臣。鳌拜“倚持党恶，紊乱国政，所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将才力不及的济世、马尔赛狥情题补部院要缺。除了杀害苏纳海等，又无罪冤诛白尔黑图、乌尔把等。（3）禁止科道，阻塞言路，鳌拜执柄国政，为所欲为，心里尚虚，“禁止科道陈言，恐摘发情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应玄烨求直言诏，条陈数策，“鳌拜以为劾已，妄图倾害”。（4）横行霸道，藐视圣上。鳌拜“于皇上前，凡事不依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巡幸南海子，“令鳌拜奏明太皇太后，不行遵旨，反云皇上自奏”。他“尝托病不朝，要上亲往回疾”。同时，遏必隆也被革职锁拿，列罪十二款，多属协从，并清洗了鳌拜党羽，定班布尔善罪状二十一条，鳌拜之侄赛本得罪行六条等。杰书根据每人罪恶轻重提出处理意见。鳌拜得知死刑，请求晋谒陛下，皇上开恩赐见时，他请皇上看了搭求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痕。玄烨鉴于他多年为国建立功勋，不忍加诛，革职羁押。遏必隆革去太师及公爵，免罪。鳌拜最终死于禁所。
玄烨在给吏、兵二部的谕旨中指出：
鳌拜等旧勋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32]
玄烨历数的鳌拜罪状，集中反映了康熙初年皇权与相权的剧烈冲突。康熙捉鳌拜，清理了鳌拜集团，加强了中央集权。尔后，改内三院为内阁，禁止圈地，缓和逃人法，废止人殉，平定三藩，争取台湾，扫清漠北，广泛地接受汉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加速了满洲贵族封建化的进程。
清初八旗内部的旗籍之争，随着年幼的君主即位，满洲贵族和官僚集团围绕权力的斗争迭起。多尔衮摄政，四大臣辅政，时间均近八年。两种体制适应了清初的政治形势，有利于稳定清朝的统治秩序。摄政王多尔衮遵循先皇的既定方针，招抚前明官吏，安抚明代遗民，笼络民心。同时，出兵击溃大顺农民军等，消灭南明小朝廷，将统一全国的民族争征服推向高潮，为清朝定鼎中原奠定了基业。多尔衮功高盖世，乃至京畿地区只知道“九王”，而不知皇上。他排斥名列首位摄政王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将亲弟豫亲王多铎提升为摄政王。多尔衮擅权揽政，独作威福，威胁皇权。他大力扶植白旗，使之成为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以此挤压两黄旗。这一切孝庄文皇后皆看在眼里，因此，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便治罪夺爵，结束了摄政体制。
孝庄文皇后选择了四位“上三旗”的异姓大臣辅政，以防叔王摄政的弊端。辅政八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三年，四辅臣按照“誓言”，齐心合力，基本上延续了世祖战略部署，对于清初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后五年，鳌拜权倾当期，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对皇权的集中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他维护满洲旧俗，人为地再圈换土地，治罪苏克萨哈，其目的是报复多尔衮，发泄对白旗的不满，这阻碍了满洲社会发展。这说明孝庄文皇后启用四异姓臣、实行辅政体制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宗旨。权臣与皇权矛盾的激化，导致玄烨智捉鳌拜，铲除政治障碍，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举动。从此，清朝的统治逐步走上了正轨。
摄政与辅政体制在王朝的非常时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王大臣的权势过重，又无法受到制约，严重地威胁着皇权。满洲贵族集团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当六岁的同治帝载淳登基时，仍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而又出现了亲王辅弼，还是大臣佐助之争，加之肃顺等“跋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发动“辛酉政变”，迅速结束八大臣的使命。在三岁的宣统帝溥仪君临天下时，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尽管这种临时体制弊端明显，但是王朝并不能弃之不用，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一个特殊的环节。
参考文献：
[①]《礼记正义》卷第二十《文王世子第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③]《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④] 同上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⑤]《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见《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一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内部刊行。
[⑥]《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八十四，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⑦]《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天聪十年四月丁亥记载：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中宫皇后），西宫为关睢宫（宸妃），东宫为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
[⑧]《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
[⑨]《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
[⑩] 同上，顺治元年正月已亥。
[11] 蒋良骥：《东华录》卷六，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12]《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
[13]《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14] 同上。
[15] 同上卷二，顺治十八年三月甲子。
[16] 福格：《听雨丛谈》卷三《内大臣》。
[17]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二P3884，中华书局1980年版。
[18]《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1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二P3884。
[20] 参阅孟昭信《试评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体制》一文，见《史学集刊》1985年第三期。
[21]《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苏克萨哈传》。
[22]《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六，顺治八年四月辛亥。
[23]《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24]《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范文程传》。
[25] 同上卷二百五十一《李之芳传》。
[26]《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鳌拜传》。
[27]《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28] [法]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 同上卷二十二，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30]〔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圣祖拿鳌拜》，中华书局1980年版。
[31]《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三，康熙六年七月己酉。
[32] 同上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