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 期。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 《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等。）。但是， 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 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大昕特别强调史学批评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创新。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人。”（注：《廿二史考异·序》。）可见他在史学批评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所提出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论点，具有比较突出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赵翼的史学批评在乾嘉考史学派中最为客观，“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注：《廿二史札记·序》。）。充分表现出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具有创新精神的辩证方法。他依据这种方法评价宋人修撰的《唐书》，指出轻易否定前人的失误：“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书尚骈俪，皆载入传纪，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注：《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欧阳修等人修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前人史学成果的问题，因而不能更好地创造优秀史学成果，出现了失之过简的弊病。从赵翼的史学批评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史学也就不可能发展。
（二）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家明确揭橥了史学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同乾嘉考史学派史家一样，也强调必须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不能任意抹杀前人功绩，无视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注：《文史通义·朱陆》。）这是针对清代有些汉学家承袭宋学而又激烈攻击宋学的做法，批评他们割断学术发展的非历史主义方法。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戴震抨击宋学，“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忘本耳。”因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都是继承朱熹学术而来，而“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注：《章氏遗书·又与朱少白》。）。章学诚评价毕沅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以来历家读《通鉴》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裥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原，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注：《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认为后人成就即使超过前人，也应该尊重前人创始之功，不能因此而“轻忽先正苦心”，“饮水而忘其源”，因为后人事业正是继承前人而来，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史学继承与创新辩证发展理论之边缘，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色彩。
如果说乾嘉考史学者的史学批评着重强调了尊重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话，那么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则更加突出了史学贵在创新的思想。章学诚认为，不继承前人成果，史学就可能凭空虚构，隐括前贤著述，正是史学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新意，史书也就没有价值。“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注：《文史通义·言公上》。）因此，他特别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注：《文史通义·申郑》。）其核心思想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创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由此可见，这“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注：瞿林东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所展开的批评，大多显示出上述特点。例如他考辨中国古代史学源流，揭示出《左传》、《史记》和《汉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左传》和《史记》是貌异心同，而《史记》与《汉书》则是貌同而心异。又如郑樵撰《通志》，历代史家多有讥议，章学诚则充分表彰了他的别识心裁和会通意识，着眼于此书对史学创新的贡献。再如考察从《尚书》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间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都与他运用辩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二、“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
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史家史学批评的原则，是能够概括考史学派史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因为一种史学批评原则的形成，必然是史家在史学批评的反复实践中对史学内在本质的把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把“实事求是”作为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规范着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原则与方法。
（一）乾嘉史家以“实事求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求真的史学批评观念。
钱大昕在史学批评上揭明“唯有实事求是，护借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廿二史考异·序》。）的旗帜，代表着考史学派史家的共识。钱大昕评价前人史学尤其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惟求其是。例如李延寿《北史》记载魏收接受尔朱荣之子贿赂，故在《尔朱荣传》中阿谀奉扬，把他比作古代贤人韦、彭、伊、霍。钱大昕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收初未以伊、霍比尔朱荣，亦谤史已甚之词。”（注：《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他批评两《唐书》优劣，认为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徵，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对于史书记载不能证实的事，他主张存疑，以俟后人论定，充分表现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