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如此密切，在古代社会中有自己辉煌的传统史学，才与近代社会变化了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新政治文化的形成使传统史学与之严重不相适应，主要是因为：其一，传统史学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晚清社会中面临着逐渐被改革的状况，为之服务的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权威开始被削弱。其二，传统史学把少数统治阶级作为服务对象造成史学功能政治化倾向严重，史学与百姓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相当疏远。其三，传统史学所体现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封建政治文化与晚清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相比是落后的，不仅不符合新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显然，以适应封建专制政治文化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传统史学很难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继续存在。

晚清知识分子从中西冲突和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落后于西方是使中国处于劣败境地的主要原因，于是改革中国政治的呼声日高，直至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在晚清政治变革过程中，政治理念的变化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前提。前者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政治文化逐渐让位于新的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君主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权威减弱，政治权力下移；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价值下落；新思想、新文化和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广泛传播，至清末竟出现了发展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趋势，等等。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向民主方向演变，也为新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传统政治文化的逐渐瓦解，造成了传统史学价值天平的失衡。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史学，并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新的史学观念是建立在新的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基础之上的，而史学观念的变化则引发了变革史学研究体系的意识。

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其更新很大程度上是史学研究者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对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因素有所认识从而对历史有新的感悟的一种表现。近代社会政治变革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对新的民主政治的认识和心理认同，直接引起史学研究者对史学认识的变化。新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又通过史家的工作表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体现在具体的史著里，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建设新史学都是以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为价值标准进行的。

具有新的政治文化特点的新史学观念使得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诸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新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阶级扩展到成为新的民主政治社会中主角的国民或民众；研究内容由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史转向更为广泛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历史。学者也不再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要按照社会或“国民”的需要，用进化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总的来看，晚清史学转变的明显趋向是由过去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君史”向新的政治理念所要求的“国史”、“民史”转变。

晚清学者认识到传统史学不能满足近代社会的关键原因是传统史学为帝王服务，而不能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他们批评旧史学是以“君”为中心的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7]，是“君史”而不是“民史”。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8]

梁启超的论述虽不是专门讨论史学问题，却清楚地反映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给他以崭新政治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学得到的全新认识。这种由新的政治文化带来的认识中国史学的视角在当时的学者和史家中间同样普遍存在。

对以“君”为中心的旧史学不满和对以“民”为中心的新史学的深切期盼，是新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民史”是相对于“君史”而提出的，“民”即国民，主要指的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群体。“民史”要研究的当然也就是国民进化的历史，而不再是以君为中心的少数统治阶级的事迹。国粹学派史家邓实指出：“民史”就是“能叙述一群人所以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6]。可见，“民史”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历史，“民史”取代“君史”也就是以多数人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取代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史学。

晚清时期学者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新的政治观念作为标准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对史学向“民史”方向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运用这种“重民”的史学观念，梁启超最先系统地对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史书中的“正统”、“书法”和“纪年”都体现了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旧史学思想。他指出，旧史书之所以重“正统”，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一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正统”之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传统史书中的“正统”是为统治阶级所用的工具，而在英、德、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统”应“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1]（《论正统》）传统史书所用的“书法”和“纪年”同样也是以帝王的需要为标准的。他明确指出，重视帝王“正统”的旧史学不符合民主政治以民为重的基本观念，在近代社会中是落后的，不能为近代社会所用。梁启超的分析和论述与新的政治文化是合拍的。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学者重视“民史”风气的形成，也归功于译介日本和西方新史学著作。但社会政治向民主方向进步，以及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显然是既为学者接受和运用新的史学范式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构成了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推动力。

　　

三　政治改革措施的实行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晚清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众逐渐代替君主成为新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而迅速展开的政治改革，如新政和预备立宪等，则为新史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清政府1901年始在朝野一片改革政治的呼声中实行新政。“新政”措施主要有“练兵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以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等。分别来看，这些措施涉及的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改革，但从整体上看，每项具体改革都是围绕政治改革展开的。1903年开始的立宪运动更是一场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运动，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则可以视为将政治改革推向深入的表示。

尽管清政府的本意是维护自身利益，但“新政”的实行确实起到推动政治改革的作用。一方面，“新政”客观上造成一种政治改革的声势，这对守旧派是一个打击，有利于民主政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肯定和强化了晚清政治改革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后者为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另一方面，“新政”和立宪运动使晚清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是为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传播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二是提高了国人引进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情；三是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变革积累了物质条件。

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潮流以及革新的思维定式，为学者改革中国旧史学提供了启示和社会环境，而具体的改革则为史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例如，“废科举兴学堂”就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首先，办新式学堂和废除科举，使青年人从传统教育只读圣贤书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胡适和顾颉刚都曾回忆他们小时候读史书是背着大人偷偷读的，这种情况在新式学堂中就不会发生了。科举的废除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依赖，新式学堂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其次，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更为合理、全面。1904年1月提出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应修的科目包括历史科在内共有十二门。同一时期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的必修课程。历史科作为必修科目，开设在学堂里，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历史学的重视。再次，课程的内容依照新学设计，历史科的内容做了较大调整：不再只讲授传统史学历代帝王大事，而是增加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大事，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9]，其范围也不再限于本国史，而是包括了西洋和东洋历史。

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与旧的教育相比明显不同之处还在于新式学堂在为青年学生提供更好的有利于学习新知识的场所同时，为新知识和学问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有助于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也为思想观念的更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新学术、新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五四时期一些有影响的青年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学堂的教育。他们在新式学堂学习到自然科学和与史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而比接受传统教育的老一代学者掌握了更为丰富的学识，有着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加上时代赋予他们的创新意识，使之具备了承担建设新史学重任的条件。

新式学堂的历史教学还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实践。由于新式学堂讲授的历史增添了许多过去史书关注不多的新内容，传统的史书在体例上和内容上已不能满足新式历史教学的需要，于是有了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利用外国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开始仿照其体例和形式编写中国自己的新式历史教科书。1903年至1906年短短几年间，就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数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出版。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新的史学理论和观念，在内容和体例上与传统史书有明显不同。如在体例上多采用新式章节体，以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不再把帝王统治者作为历史的记载中心等等。这些新体例的历史教科书展现了新史学的精神，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把1902年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引发的新史学潮流推进到具体的实践阶段。

此外，“新政”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使中国学者有了直接了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可能。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进行的。在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学者大多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也应该算是晚清政治改革对新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吧！

 

【参考文献】

[l]　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东籍月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曾鲲化.中国历史·总叙[M].转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A].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J].上海：政艺通报，1903,2,(9).

[5]　“绍介新书”[J].浙江潮.1902,(6).

[6]　邓实.史学通论[J].上海：政艺通报，1902,1,(12,13).

[7]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Z].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