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33](p.49)。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34](p.31)，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谓法国革命“杀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35](pp.635-636)，断言说：“法民既成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35](p.645)陈天华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36]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性交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四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宪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37]，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求真与学术性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其构筑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被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指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内容所作的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偏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和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40]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41]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曲折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A].戊戌变法(4)[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3]章太炎.@①汉微言[A].章氏丛书[M].浙江图书馆刊本.
[4]章太炎函复朝冈继[A].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J].教育今语杂志，1910，(第1册).
[6]章太炎.致袁世凯书[A].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曾鲲化.中国历史·历史之要质[M].东新译社，1903.
[8]曾鲲化.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出世辞[M].东新译社，1903.
[9]陈黻宸.独史[J].新世界学报，1902，(2).
[10]邓实.国学微论[J].国粹学报，1905，(2).
[11]马叙伦.史学总论[J].新世界学报，1902，(1).
[12]马叙伦.史界大同说[J].政艺通报，1903，(15).
[13]绍介新著[J].浙江潮，1903，(7).
[14]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15]邓实.民史总叙[J].政艺通报，1904，(17).
[16]唐才常.史学论略[A].唐才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梁启超.俄士战记叙[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18]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19]章太炎来简[J].新民丛报，1902，(13).
[20]毅巨.论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今日教育之方针[J].浙江潮，1903，(1).
[21]梁启超：三十自述[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22]章太炎.答铁铮[J].民报，1907，(14).
[23]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J].制言，(第24期)。
[24]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J].民报，1906，(6).
[25]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A].曾鲲化.中国历史(附录)[M].东新译社，1903.
[26]呜呼禹之谟[J].复报，1906，(7).
[27]梁启超.古议院考[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28]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1902)[A].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9]章太炎.洪秀全演义序[A].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0]鲁迅.坟[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1]郑子瑜，实藤惠秀.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第94种)[C].
[32]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A].人境庐集外诗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3]梁启超.开明专制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3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35]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A].张@②，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C].北京：三联书店，1963.
[36]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J].民报，1905，(01/02).
[37]刘师培.中国革命家陈涉传[J].中国白话报，1904，(16).
[38]康有为.重刻伪经考后序[A].新学伪经考[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40]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J].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41]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J].制言，(第5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