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注：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ｑｉú@③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 朱紫玉石，贸然淆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 、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 、590-59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 ”“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⑤于一@⑥。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 ，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 、590、590-591页。)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 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 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

    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与“事迹”的关系。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ｒóｎｇ@⑦治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朝代为纬，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以新思想为主观”。(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表》，记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儒；二是《典》，记制度；三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纪》；五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清初马ｓù@⑧《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ｚｈēｎｇ@⑨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几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的史学批评原则

   

上面所论章太炎史学思想，均据其20世纪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ｑｉú@③书》重订本修订增删，约于1915年出版《检论》一书。(注：详见朱维铮教授所撰《章太炎全集》(三)之“前言”，同前引书。)《检论》卷八收录《哀清史》一文，而其所附则改为《近史商略》。所谓“近史商略”，是讨论宋、辽、金、元、明五史的得失。其间，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说的独到见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原则上的卓识。因此，本文特别提出来予以讨论。

    章太炎首先肯定刘知几对“晋后诸史”的批评和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继而指出：“自是有宋、辽、金、元、明五史，上比先达，不任执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尔来谈者，多优《金》、《明》，以《宋》、《辽》、《元》为下，此倒植之论已。”把通行之说提了出来，并断然认为是“倒植之论”，用语分量极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之说的根据是：“《元史》叙次疏阔，或一人而再传，此以华夷语隔，事状难理则然。而《宋史》尚亦多误。此《金》、《明》所优也。《辽史》简率，讹误少于《宋》、《元》，其文章雅训，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认为这是“俗人所谓优劣者尔”。(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

    针对上述通行之说，章太炎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见解，即：“作史者，当窥大体。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失其大体，而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则史有不如簿领者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对于这样一个“作史”的原则，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史学批评的原则。章太炎依据这一原则，对宋、辽、金、元、明五史进行评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

    其一，《宋史》诸志，似不必过多称道。“若其以益、卫二王，附瀛国公本纪，犹存义法。”《明史》则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这就是说，本纪与列传，君主与臣子，不相吻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违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这种处置，是“去本干而存支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矣!纵存忌讳，不当纰缪若是甚也。”对这一段评论，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标准来看待，其中确有“义法”即体例是否严谨的问题。章氏所论，值得重视。这的确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气量上来得宽宏。

    其二，《元史》“无论赞评议之辞”，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对于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诏书)不加修饰予以照录，不以“文辞鄙拙”近于“方俗俚语”为羞，“盖存其质而已”。对此，章太炎大加称赞。他引用刘知几《史通·言语》篇批评前人作史“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而失实，过莫甚焉”以为佐证，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质”的表述原则。

    其三，《辽史》的《礼》、《乐》、《仪卫》三志，“道其国俗，亦多翔实”。章太炎指出，其所记“虽语近阿谀，而事迹不泯，亦可谓实录矣”。反之，《金史》诸志，“文饰虏俗，匿其素风”，致使“金源旧俗”，“阒寂无闻”。这种“讳其鄙俗，没其土风，而盛道折旋ｐáｎ@⑩辟之容，文饰太平之美”的记述，实不可取。当然，金朝接受中原文化要更广泛、更深入一些，故有些记载颇有唐、宋气象，但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撰述隐去其“旧俗”、“土风”则必然失真，而“旧俗”、“土风”在历史记载上的泯灭，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总括以上三点，章太炎作出如下结论：“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这个结论，就是所谓“作史者，当窥大体”的具体说明。今天来看，章氏所论，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还分析了清代学者为什么会形成他所批评的那种通行之说，认为《明史》出于清代官修，不敢訾议；辽、金、元三朝与满洲有相近之处，在“存质”方面亦多顾虑；于是有些人就“独论宋、元二史记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章太炎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史学现象及其深层原因，是有启发的。《检论·哀清史》所附《近史商略》，最后还就当时作者所见《清史》“初定叙目”中的“纰缪”，发表诸多评论，这里不一一赘述。

   

五、结语

    关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诸家所论，或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特点，或论其历史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或论其史学之经世所用的宗旨，或论其作为由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或论其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关系，(注：参见贝琪：《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东方杂志》33卷16号(1936年8月)。罗福惠：《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杜蒸民：《试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润苍：《章太炎史学观点和方法》，《学术月刊》1984年第8期。瞿林东：《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陈其泰：《章太炎与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1期。)皆各有所得，亦可互相补充。但总的来看，从《ｑｉú@③书》出版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中国学人对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考虑到如下两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确有加强和深入的必要：第一，当我们仔细考察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扮演了何种重要角色，其意义何在?第二，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百年史学的进程时，重新来看待章太炎的史学思想时，关于其价值与局限，又会得到怎样的认识?

    本文所论，只是从章太炎史学思想(不包括他的历史思想)的几个方面，阐述其在新旧史学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明其时代意义。其他诸多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只有以待来日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车右酋

        @②原字上余下田

        @③原字尬去介换言

        @④原字外门内岂

        @⑤原字涓去氵换忄

        @⑥原字左目右旬

        @⑦原字左钅右容

        @⑧原字左马右肃

        @⑨原字蒸去艹

        @⑩原字上般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