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学术文化异彩纷呈，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清末以来，学界为研究清代学术史投入了大量精力，撰写出一批研精覃思的经典巨著，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虽然没有写出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的鸿篇巨制，但却有创榛辟莽、开山奠基之功（注：可参考朱维铮：《求索真文明》及《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朱维铮指出，章太炎的《清儒》篇，是近代第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论文。），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多有建树。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学界却鲜见系统探讨章太炎清学史研究成就的论文。
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的研究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牵及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学术特色等。限于篇幅，笔者结合《清儒》、《清代学术之系统》的内在逻辑结构，主要就章太炎的清代汉学研究进行论述。
一、汉学综论
章太炎虽生于汉学凋落之世，但他本治汉学出身、又能发扬光大，“大张其军”[1]，故对清代汉学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对清代汉学的总体性把握和评价，深有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1.汉学起源
到清末，清代汉学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公羊学派的攻击和诬篡，清代汉学的源流并不那么清晰真切。章太炎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进行辩诘的同时，从学术史角度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汉学始于何时？“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2]刘师培的这一判断袭自章太炎[3]。章太炎指出，所谓汉学，“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4]。章太炎在《qiú＠①书·学隐》篇中，把戴（东原）、程（易畴）、江（艮庭）、三（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藏在兄弟的学问称之为汉学。这一说法不仅影响了刘师培，而且影响了梁启超。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正是把乾隆朝视为汉学进入全盛期的开端。
汉学为何兴盛于清代？章太炎的解释成一家之言。章太炎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分析说：满人入关以后，纲禁严酷，虞候枷互，学士大夫，身怀智慧，经世之务，既遭时忌，“欲与寇竞”，“执羽龠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zhì＠②，能事无所写”，遂施之于训诂，皓首穷经。也就是说，清儒之所以把精力才华导向学术，是因为他们身怀民族气节，不愿意降志于满清。他还以戴震为例说明民族思想对雍乾时期学者的影响：观戴震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yuè＠③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hè＠④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5]
章太炎除把汉学的兴起归因于清儒主观方面的种族观念、民族气节外，还就客观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遭世则然也”[6]，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对清代汉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7]这些观点发表于20世纪初叶，带有尖锐的民族革命锋芒和种族主义情绪，有失于偏颇之处。但其结合当时清朝的统治政策，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着手分析问题，认为文化专制和种族矛盾是汉学的重要成因，这一思想观点却被广为接受，几乎成为此后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圭臬（注：论清学成因，卓有影响者还有两说，兹录于此，以供参考。其一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他们认为，清季诸儒，以征实读书，斥空疏不学；以求真求是，反理学末流，而以饶富科学精神，比况西方文艺复兴。其二，以余英时为代表，他据思想发展之内在理路以论清代学术，视清代学术为儒学变迁中重智主义之勃兴。）。
2.学术特点
论及清代汉学的学术特征，近代学者曾从多种视角进行探讨。其中，章太炎对清代汉学学术特征的总结较为贴切，为后代学者所重视。
一是具有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特色。章太炎认为，汉学没有“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性，有的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清儒“以狱法治经”的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拿证据来”，重视实证。他把清儒治学的实证主义特色提炼概括为六个方面：“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8]他认为，以这六个方面为法，可以衡定经师高下、汉学纯杂。章太炎对汉学的实证学风十分推崇，声称”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耳。”[9]
二是踏实躬行、不应世尚的求实精神。在《学隐》篇中，章太炎从汉学研究所体现出的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和学术品行切入，把汉学优点概括为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10]
三是“夷六艺于古史”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公羊学相比，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佚，群经文曲得大通”，功绩卓越。追考其因，就是由于清儒承纳了东汉经师的理性主义精神。他在论述清儒对经学史的贡献时曾道及此：“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11]清儒承继了汉儒夷六艺为史、去神话之病的理性主义精神。“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2]，这是清儒与东汉之儒共同长于“西京之儒”的地方。进而，清儒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清儒研精故训，上陵季汉，必非贾、孔所能并。其说《三礼》，虽本之郑氏，然亦左右采获，上窥周逸，旁摭汉师遗说，不局于郑氏而止。”[13]
四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在章太炎看来，汉学既然渊源于民族主义，其内涵以民族主义为特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说林》虽指责陈启源、朱鹤龄、臧琳之徒为学浅薄，但是又说，“然未尝北面事胡人”，含有褒奖之意。文中对江声、余萧客、陈奂等人不仕满州也充满赞扬之情。当然，最具典型的事例是后面将论及的他对王夫之、戴震著作的分析。
3.汉学之失
有得必有失，汉学之失何在？章太炎回答说：“余谓清儒之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14]章氏此论，切中肯綮。的确，清儒治学有唯汉是从的毛病，他们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15]，从而造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局面，过犹不及，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精华糟粕，过度地崇信汉代之学，也就必然窒息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章太炎本于“文有古今，学无汉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出“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者，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16]这一结论，虽有抬高魏晋学术之嫌，但他能认识到汉代经学之短，不避清儒瑕疵，不囿于门户之见，确实表现了超出师侪的学术目光。
二、“衡三老”
无论是梳理清代学术史，还是探究明亡清兴的奥秘，开一代学术风尚、蔚成时代思潮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阎若璩、胡渭等文化巨匠引人注目。与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师识见相同，章太炎不仅把清代汉学的发轫期定在了清初，而且十分看重顾、黄、王三位大儒。
顾炎武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17]，以“行奇学博，负梅内重望”，于一代学术留下了久远的影响，章太炎对顾氏给予很高评价。
首先，章太炎推重顾炎武的民族气节。顾炎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怀[18]——早年经武抗清，中年图谋光复，暮年独居北国依旧情系汉族大业， “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才高矣！”[19]”章太炎认为，顾炎武“人清不仕，布衣终身，信可为百世师表”[20]。顾氏灭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受到章太炎推崇。
其次，章太炎积极肯定顾炎武学风。顾炎武学风，概言之，就是“崇实致用”。所谓崇实，就是摒弃“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之以“修己治人之实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以务本原之学”。所谓致用，就是不惟学以修身，而且更要以之经世济民、经邦治国。顾氏一生讲求“崇实”与“致用”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坚持“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圣人之道”[21]。“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分别见于《论语·颜渊篇》和《子路篇》。顾氏针对明季空疏虚骛、游谈无根的学风，创造性地把“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合为一体，从而为开启清初实学先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作出了积极贡献。章太炎对此有准确的把握。他说：“阳明末流，一味猖狂，故清初学者皆不愿以王派自居。顾亭林首以明心见性为诟病。亭林之学，与末儒永嘉派不甚同，论其大旨，亦以修己治人为归。”[22]章氏晚年讲学苏州，以顾氏“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宗旨，称赞顾氏“学问博大，儒而兼侠，一切均务平实”[23]。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确立顾炎武在清代汉学史上的宗师地位。章太炎抽绎清代汉学历史，以乾隆朝为正式开端；但汉学滥觞，却归于清初。他说“清代经师有汉学与非汉学之分。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24]顾氏“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其《音学五书》、《日知录》开启清代汉学的户牖[25]，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门庭路径。同时，章氏还指出，顾氏有承前启后之功，“彼时汉学尚未成立，顾氏犹时采宋人之说”[26]。这一说法的见地，可拿梁启超、皮锡瑞之说来验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亦不少”[27]。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28]
当然，章太炎对顾炎武也有微词。如他在《五朝学》中对顾氏提出批评。顾炎武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五朝用人“任世贵”、“矜流品”的作法表示赞赏。章太炎则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对他这位崇拜者进行指责：“顾炎武粗识五朝遗绪，以矜流品为善，即又过差。……矜慎流品，乃使人道大觳。顾氏反以为善，真倒见矣！[29]不以瑜避瑕，这正表现了章太炎实事求是的为学原则。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术的不祧之祖，以博通经史、吞吐百家、抛弃“语录糟粕”、破除“讲堂痼疾”的精神而取得了“别开天地”的巨大学术成就，成为与顾炎武齐名的转变一代学风的带头人。考诸历史，黄宗羲在近代的命运与章太炎直接相关。
维新运动初期，黄宗羲以王学后劲之名而与王阳明同样受到章太炎尊崇：“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导于明者，亦不能久存其社。乌乎伟欤！吾末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青萍之末，不仅透露出章太炎反清的志向，而且表露出章太炎对《明夷待访录》的重视。《明夷待访录》在晚清被视为反对君主专制的经典。谭嗣同《仁学》曾推崇过此书，但只着眼于其对“君民之际”似有隐痛。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仅偶而提及《明儒学案》。仔细推绎，《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大受重视，还要归功于章太炎。
1900年，章太炎初次结集而成的《qiú＠①书》所录《冥契》一文，首次高度肯定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反对专制主义的伟大意义。《明夷待访录》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30]，“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1]，反对人君的专擅独裁，否定君主的至尊地位。章氏以此与晚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则一人之尊，日以骞损，而境内日治”相验证后，惊叹道：“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二百年之后，圣夫！”[32]这是近代首次从国际政治的大视野来审视黄氏学说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意义。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马叙伦、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代表人物也纷纷撰文鼓吹响应。
正当黄宗羲名声雀起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低调的评论。如，1907年《国粹学报》就只称许黄宗羲是浙东史学开创者，而不再道及他的思想贡献。追究低调的始作俑者，又是章太炎。章氏于1906年、1910年在《民报》、《学林》上先后发表《衡三老》和《非黄》二文，集中抨击黄宗羲及其学说。
《衡三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衡量顾、黄、王三位晚明遗老在清初的节操，认为三人之中以黄宗羲为最下，“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33]。再者，康熙开特科、修《明史》，他虽执意不出，但却派弟子万斯同、儿子黄百家应聘。这无论在章太炎看来，还是按照传统的名节观念、夷夏之辨，与顾、王相比，黄宗羲的气节都要大打折扣。
《非黄》一文，顾名思义，就是要否定黄宗羲的思想学说。此文开篇即指出：“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又弗如王夫之。”而他之所以能够与顾、王比肩齐眉，则由于《明儒学案》陶诞而哗，哗众取宠；《明夷待访录》“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全文重点针对《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有治法无治人”的法治主张展开批评，一一批驳了黄氏《原法》、《学校》、《置相》等篇中的“议法”言论，指斥它们既背离荀况、韩非以来法家的优良传统，又悖于西方的政治学说，“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号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34]
综观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评议，先尊后抑，变化较大。究其原因，政治需要超过了学术追求。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尊黄，以黄氏学说为宣传改良主义的锐利武器[35]，章氏反对保皇立宪改良，反对康、梁，进而迁及黄宗羲，反黄成为其民族革命斗争的手段，这就是个中原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章氏对黄宗羲评价的重心所在，也反映出章太炎评价人物任凭主观、不实事求是的一面。
王夫之生当明清鼎革，入清以后，隐舍不出，潜心著述，罕为时人所知。直至道光中，王夫之遗著始辑为《船山遗书》初次刊行。后得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广为宣传，才为学界重视，与顾、黄二氏齐名，鼎足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