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须知这个课题在我国最早予以科学、系统地探讨的是梁启超先生，其筚路蓝缕的足迹，其敏锐的思想锋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东西。
一
梁启超在他本世纪初发表的著名文章《新史学》中，就明确阐述了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结构关系：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史学认识论更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他注意到历史客体的特点，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往而不返”的过去，任何活的事件都已永远不可能再现，“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历史证据的消失途径甚多，或人为隐匿、篡改、蹂躏，或自然淹没、破损、散亡，使“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同上）他进一步论述了史料的存在形式：（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间接的史料虽与历史事实之间或有距离，但如果史家“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这就是说，历史客体的存在是与主体相对的。所以他主张史家要革新观念，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开掘史料，广泛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从诗词小说、神话故事之类“非事实中觅出事实”，说“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
梁启超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史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把刘知几论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合并，略调次第，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认为史家应该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长”。先史德，史家的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对历史“应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务求公正。次史学，史家的学问既要专精，又要旁通，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极其广博的历史领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识，史家的观察力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需要下细密的功夫和掌握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最后是史才，即作史的技术，要使文章写得讲究组织，富有文采，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史家主体是怎样对客体发生认识的呢？梁氏虽没有用“实践”一词，却也表达了接近的意思。“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他指出这是“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二
令梁启超反复探讨不已的是关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历史客观性问题，这同时涉及到史学的目的、任务、功能等理论。前已述及，他早就讲过史学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明确指出，历史认识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来，求真，即科学精神，是新史学的灵魂。对此必须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然而围绕这个问题却把他引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几番波折的思辨历程。本来，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同其欲发挥的功能是一致的。梁的《新史学》批判旧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是为了把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让“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他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个“界说”时，特别强调“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在民族危机日迫，救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可是，当这一切实际做起来的时候，梁启超又感觉到史学的学术目的与政治目的之间总有不合拍的地方，后者更紧急、更重要，压倒一切，而前者总要服从于后者。他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早年为了宣传维新变法，使国人容易接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曾写过名为《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代就曾有之。后来这篇牵强附会的作品遭到了严复的批评。他的老师康有为则走得更远，其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虽石破惊天，却借助孔子“托古改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对这种做法很快便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说“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孔子，是“煽思想界之奴性”；“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的流弊。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又试图从旧学术传统上挖这种做法的根据，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指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氏产生了“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的思想。他开始主张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应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段距离，即“为历史而治历史”。他告诫学生：“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历史认识本身是否还为客观主观“和合二观”的产物呢？他曾表现出“一面倒”的倾向，提倡“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同上）标榜“客观史学”。当然，凭他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其实，所谓“客观史学”，只是强调一种主观的追求和努力，强调历史认识应不断地朝客观真理的方向迈近。他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这话大致是正确的。总之，在我国，梁启超是最早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给予重视和研究的学者。他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主体意识，并肯定其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作用，如理论指导，他明言：“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如主观能动性，他详论史家的知识结构及观察力于治史的关系，等等。同时，他又看到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消极作用，指出史家最常犯的毛病：一、夸大；二、附会；三、武断。其认识又有“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特别是“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他现身说法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